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包括栽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整个过程的生产技艺,还包括各种巧妙的工具,绚丽多彩的绫绢、纱罗、织锦和缂丝等丝绸产品,以及衍生的相关民俗活动。
嘉兴是中国蚕桑丝织的发源地之一,蚕桑丝织文化源远流长,距今已有四千七百年的历史。四千多年来,人们因为蚕桑丝绸而有着共同的生活习俗和生活环境。在这种共同的文化圈中逐渐形成了传统生产技艺,其中包括栽桑、养蚕、缫丝、剥丝绵、丝织机具、织物设计和织造。而蚕桑丝织技艺的传承方式则有家族、师徒、群体等形式。当地蚕农把蚕从卵到蛹到蛾的变化与人从生到死,再到灵魂升天的过程相联系,从而对蚕产生崇拜心理,敬蚕育蚕,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蚕桑丝织特征的民俗活动,涉及节日庆典、人生礼仪、民间信仰、语言文学和传统艺术。
早在新石器时代,嘉兴就有了原始的缫丝、织造技术。唐代中期所产的语儿巾名闻海内外。北宋时秀州绫已列为贡品。嘉兴又产锦,后人有诗赞曰:“宋锦由来出秀州。”至明清时,农村“桑林遍野”,集镇“蚕丝成市”,城乡“机轴之声不绝”,濮院绸“日产万匹”,王江泾被誉为“衣被天下”。丝绸贸易兴盛,万商云集,塞北、岭南、西陲以至琉球、吕宋,无不有嘉兴丝绸的行踪。在经济大流通中,嘉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被誉为“丝绸之府”。
“清明轧蚕花”、“蚕花水会”、“乌镇香市”等众多的蚕桑生产民俗经久不衰。在民间,还普遍保存了剥清水丝绵、扯绵兜、缫土丝等传统手工技艺。如含山轧蚕花约起于南宋,历明、清而益盛。时间分头清明、二清明、三清明,从开始到结束,要闹上十来天。传说蚕花娘娘在清明时节化作村姑,踏遍含山,在山上留下“蚕气”。谁能到含山踏青,谁就能把蚕花喜气带回家,便能得到蚕花“廿四分”(即双倍丰收之意)。因此,八方蚕农每年清明争相上含山。青年男女穿上节日盛装,到山上购得蚕花数朵,或别在发髻,或挂在胸前,或插在帽檐,或插在甘蔗上,相互挤轧,热闹非凡。家庭的主人还身背蚕种包,意为沾蚕神仙气,求得蚕茧丰收。
嘉兴市是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的重要传承社区和保护责任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文化生态正发生着巨大变化,文化遗产的保护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为了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加强蚕桑丝织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嘉兴市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嘉兴市蚕桑丝织文化生态区保护规划》,五年内将构建蚕桑丝织文化生态区保护体系、制度体系、产业运作体系和宣传推广体系。
湘绣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形象生动、逼真,质感强烈,它是以画稿为蓝本,“以针代笔”,“以线晕色”,在刻意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故其独特技艺,尽在“施针用线”之中。湘绣针法多变,以掺针为主,并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为70多种针法。线色万千,根据各种不同画稿的题材,运用各种不同的针法,选配各种不同色阶的绣线——丝线或绒线,凭借针法的特殊表现力和绣线的光泽作用,使绣制出来的物象,不但保存着画稿原有的笔墨神韵,而且通过刺绣工艺,增添了物象的真实性和立体感,起到了一般绘画所不及的艺术效果。以致湘绣独成一派,到清末“湘绣盛行,超越苏绣,已不沿顾绣之名。法在改蓝本、染色丝、非复故步矣。”从此,湘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人士,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誉为“浑笔墨于无痕,”“字格簪花,迹灭针线”。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湘绣出尽风头。长沙锦花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湘绣像,引起轰动。时湖南省主席何键授意以他人名义赠给罗斯福,传为佳话。该绣像现藏于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
解放后,湘绣工作者一改过去传统产品多为单面绣的工艺,着力发展双面绣艺术,同时又创造出难度更大的“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它在一块透明底料的正反两面,绣制出两个主题、构思、色彩、针法各异的物象。如双面全异绣“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一面绣的是“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一面绣的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样不仅出色地反映了木兰女扮男装,披坚执锐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脱去战时袍”身着女儿装的少女姣态,而且使对比的形象更加生动。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和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湘绣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绣品丰富多采。著名绣品有传统名牌“虎”、“狮”和“百鸟朝凤”等挂屏;有获“省优产品”的百鸟、百鱼、百花、百童、百蝶“五百”被面;还有众多的双面全异绣湘绣精品。(长沙)
蒙城西南,距城四十五华里的曹街子,村子周围附近,约百亩地上,盛产萝卜,远近闻名,妇孺皆知。建国前,乡土教材亦有记载:“曹街子萝卜,坛城的白菜……”。故此,曹街子萝卜,远销南京、蚌埠、淮南、界首;近销蒙城、涡阳、利辛、凤台等地。凡往来经过曹街子的客商行人,总是要买些带回去,有的人还专程来此地购买。
曹街子萝卜,明清时期,就很驰名。它不仅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即味道好,颜色正,内瓤白嫩清脆,甜辣适口,而且还富有医药价值,如伤风感冒,咳嗽气闷,吃后感到舒服,似乎病情减轻,所以,萝卜又叫“顺气丸”。人们常说:“吃冬萝卜喝清茶,饿坏大夫算个啥。”所以有些人总时常把萝卜作为客桌上的一种食品,或者当作礼物送人。
曹街子共有一百二十多户人家,曹姓居多,庄中间有一条东西街道,约两千多口人,几乎家家都有萝卜生产园地,亩儿八分不等,大都靠萝卜生产,增加经济收入。因为不论大小集镇市场,一听说是曹街子萝卜,极好出售。曹街子萝卜颜色有两种,即:青、红两种。萝卜的形状亦是两种:一种是圆形,生长在土层上面,显得又大又圆,叫“大顶红”;一种是长形,生长在土层下面,乍看之下,似小而实大,又叫“贼不偷”。这两种类型的萝卜,最大的可长到二至三公斤,一般的一公斤以上。每到秋末冬初,收获季节,异常喜人。
蒙古族的银饰品与其他民族一样,种类繁多,款式丰富,有着各自的图案形态和种类,在蒙古族佩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装饰作用,它天成一韵,构成了蒙古族银饰品朴素美观、繁复实用的民族民情,从纯真的纹样中,可以诠释和解读蒙古族佩饰的特点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意韵和部落习俗,从中体察蒙古民族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感。
蒙古民族酷爱装饰,银饰品也就成了他们美化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高原,还是牧场,蒙古族群众佩戴银饰品都非常普遍,由于同一族属但部落不同,银饰品的种类、造型、图案和佩戴方式也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和讲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其成为蒙古族佩饰中的亮点。一件小小的头簪、发钗、挂件常常就是一件信物,承载着人生美好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对金银饰品的使用历史,在考古挖掘的匈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银饰品。唐代是银饰品制作的繁盛期,品类多,分布也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长达数年的纷争状况,加之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蒙古地区日益成为金银的集散地,这为蒙古族银饰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元代后期,银饰品的制作逐渐商品化,从前只有富裕人家使用的银饰品,在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起来。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银饰品无论从内容图案,还是技术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银饰品的主题也逐渐增多,有花鸟鱼虫以及各种纹饰图案,还有诗情画意的词句,铸、刻、雕、焊技术等工艺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设计新颖,造型美观,每件银饰品上都有吉祥寓意,堪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进入明代,银饰品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官办的铸造局外,民间的银楼、银作坊也能制作和设计很多的银饰品。特别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银饰品的使用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不论贫富贵贱,女人戴银头饰、银首饰,男人腰垂银挂件已成时尚。蒙古族的银饰品,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图案和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