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绣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形象生动、逼真,质感强烈,它是以画稿为蓝本,“以针代笔”,“以线晕色”,在刻意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故其独特技艺,尽在“施针用线”之中。湘绣针法多变,以掺针为主,并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为70多种针法。线色万千,根据各种不同画稿的题材,运用各种不同的针法,选配各种不同色阶的绣线——丝线或绒线,凭借针法的特殊表现力和绣线的光泽作用,使绣制出来的物象,不但保存着画稿原有的笔墨神韵,而且通过刺绣工艺,增添了物象的真实性和立体感,起到了一般绘画所不及的艺术效果。以致湘绣独成一派,到清末“湘绣盛行,超越苏绣,已不沿顾绣之名。法在改蓝本、染色丝、非复故步矣。”从此,湘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人士,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誉为“浑笔墨于无痕,”“字格簪花,迹灭针线”。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湘绣出尽风头。长沙锦花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湘绣像,引起轰动。时湖南省主席何键授意以他人名义赠给罗斯福,传为佳话。该绣像现藏于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
解放后,湘绣工作者一改过去传统产品多为单面绣的工艺,着力发展双面绣艺术,同时又创造出难度更大的“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它在一块透明底料的正反两面,绣制出两个主题、构思、色彩、针法各异的物象。如双面全异绣“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一面绣的是“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一面绣的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样不仅出色地反映了木兰女扮男装,披坚执锐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脱去战时袍”身着女儿装的少女姣态,而且使对比的形象更加生动。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和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湘绣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绣品丰富多采。著名绣品有传统名牌“虎”、“狮”和“百鸟朝凤”等挂屏;有获“省优产品”的百鸟、百鱼、百花、百童、百蝶“五百”被面;还有众多的双面全异绣湘绣精品。(长沙)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康巴美,美在它的山水;
康巴美,美在它的传统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如五彩神衣般美妙的服装服饰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创造者——勤劳智慧的康巴人。
藏族人民自古生活在祖国大西南广阔的万里雪域高原上,他们就在世界屋脊上过着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和半收半农的生活。因而在服饰上有独特典型的雪域高原民族风格。由于地域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藏区各地服饰于整体中也各具特色。一般来说,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的卫藏服饰雍容华贵,等级分明;甘青地区的安多服饰富丽堂皇,于统一中局部多变,而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的服装服饰则宽大粗犷、英武健美、豪气洒爽。
康巴,包栝西藏昌都,云南迪庆,青海玉树、果洛,四川甘孜、阿坝等地区,康巴服饰因小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之差异,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康巴服饰习俗,俗称康装。它以其夸张的形制、明朗的色彩、古朴的纹饰、厚重的质地、多彩的款式、深邃的文化内涵,在藏族服装服饰艺术中独树一帜而令人耳目一新。 仅康巴地区的妇女服饰、在民间就有一首古老的民歌这样传唱赞美:
“我虽不是昌都人,昌都装饰我知道,昌都装饰要我讲,铜带环腰口琴吊;
我虽不是贡觉人,贡觉装饰我知道,贡觉装饰要我讲,项殊三串胸前抛;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霍柯人,霍柯装饰我知道,霍柯装饰要我讲,红绿带几绕满腰;
我是不是达多人,达多装饰我知道,达多装饰要我讲,红绳扎发围头绕;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我至不是巴塘人,巴塘装饰我知道,巴塘装饰要我讲,银丝缠发额前飘;
我虽不是盐井人,盐井装饰我知道,盐井装饰要我讲,头包风帕腰悬刀。
我至不是昌台人,昌台装饰我知道,昌台装饰要我讲,巴戈盘发宝光耀。”
康巴服饰文化的古老倩影
丰富多彩的康巴藏族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是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实用美术和文化艺术结晶,集中体现着它的创造者——藏族人民无穷的智慧、创造力、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独特的藏族服饰,对于生息、繁衍在世界屋脊的高原藏民族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所有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康巴藏族服装服饰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进、融会的漫长历史。
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装饰品约有50多件,有笄、磺、环、珠、项饰、镯、贝饰。牌饰和垂饰,质料则有石、玉、骨、贝等。装饰品大部分均磨制光滑,制造精细。这些远古先民创造的人体装饰物,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在材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的多样丰富性和独特的区域性特征。
川、甘、青、新疆等地是历史上形成藏族部落和部落活动生息的地区,在接近青藏高原的哈密地区,发现的原始社会公墓出土的干尸,距今有约3000年的历史。古尸的服饰基本特征和康巴藏民族今天的服饰十分相似,如头发梳成许多条辫子,男尸往往头戴毡帽;身穿毛皮或皮革大衣、长皮裤、毛织品长袍;脚穿长统皮靴、靴筒外还有毛织带裹腿;腰间束袋,佩有小铜刀。女尸则身穿毛织品长袍,腰际束带,同时脚着长统皮靴,以毛织带裹腿。皮靴上还附以小件铜制装饰品,各色毛织物的色泽鲜艳。大多以红、绿、褐、黑等色彩组成的大小方格和彩条,非常美观大方。
在青海平安县古墓内出土的画像砖,内容有宴饮、甲骑、仙人、力士、神马等6种图案,其中宴欢人物一臂赤露,今日康巴藏族人仍保留着这种半着衣半裸臂的习俗。据此推断,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远古藏族先民的服饰习俗里,就已具备了现代康巴藏族服饰的基本结构特征。
据史载:“东女国,(康巴一带)皆披发,皮革制成鞋,其女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天穿羔裘衣服,饰以纹锦。”
在藏北发现的岩画中的人物形象亦有不少编发者或脑后“披发”长飘的形象,多数人物都着一种裙袍式的皮毛长衣,这些都与文献记载的当地地域及人文特征极为相似。
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还出土了一件彩陶靴,通高 11.6厘米,底长 14.3厘米,陶靴内空,靴为圆形,为夹砂红陶,表面施红色,并绘黑彩,靴帮与靴底衔接处向内凹曲,靴底前尖后方,靴筒绘对称双线回纹,靴饰双线带纹和三角纹,线条流畅,纹路清晰,造型与现代藏式统靴相似,说明早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会制作和穿用具有高原地域特征能防寒保暖的长统靴子,并具备了装饰美化的造型审美能力。
吐蕃早期,藏族人的发型和面饰继承了原始社会的一些习俗。例如“赭面”就是指藏区北方草原牧民习惯用一种赭石色矿质(有资料说亦是一种动物血)涂擦面部,起到防晒、防冻、防风雪、护肤的作用,同时,美饰面容并兼颜宗教信仰色彩作用的习俗。吐蕃人以此俗为美,由于吐蕃时期疆域辽阔,各地区的服饰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和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优势,造成了各地区服饰的较大差异,其主要表现在藏区东北部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的服饰差异上。
东阳竹编与东阳木雕(为浙江三大名雕之一,居全国四大木雕之首,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称为东阳工艺美术界的两朵奇葩。它在殷商时代开始问世,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在宋代以编织声元宵节的龙灯、花灯、走马灯而著名,到了明清时期,东阳竹编已有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擗清朝康熙<<东阳县志>>记载:“笙竹质软可作细篾器,旧以充贡。”可见东阳竹编在清朝以前就被选为贡品而闻名于世。到了清末民初,东阳竹编进入全盛时期。
东阳竹编工艺历经千余年的洗炼,其作品已达美轮美奂境地。早在1915年东阳竹纺工艺吕就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赛会上获奖。1984年创作完成的大型竹编屏风<<九龙壁>>,以其高超的编织技艺,获得第四避、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并被列为国家工艺美术珍品而永久保存。1994年,人物竹编<<渔翁>>获得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金杯奖”。
经历代东阳竹编艺人的努力,竹编工艺还突破传统理念的束缚,巧妙地与园林建筑、室内装饰有机结合起来,在西湖阮公墩、杭州花港公园、德国汉堡市“新北京酒家”等处,留下了许多不朽佳作。以富丽中显淡雅,清幽中含华贵的独特风格,为世人所称颂。据清代康熙年间《东阳县志》记载:“笙竹软可作细篾器,旧以充贡。”当时的竹编工艺,主要生产门帘、果盒、托篮等产品,其中书箱、香篮还广泛流行于绍兴、诸暨、嵊州、新昌一带。清朝以前选为贡品,清末民初为盛,早在1915年即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奖。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阳竹编枯木逢春,蓬勃发展,先后获轻工部优质产品、浙江精品、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评比银杯奖及金杯奖、中国民间艺术一绝金奖等。
据东阳《康熙新志》载,唐太和年间,东阳冯高楼村的冯宿、冯定两兄弟曾分任吏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其宅院“高楼画栏耀人目,其下步廊几半里”。陆氏墓与唐元和年间进士、宰相舒元舆的墓同在20世纪初被盗,均有精雕的陪葬木俑出土,可见唐代太和年以前东阳木雕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存宋代建隆二年所雕的善才童子和观音菩萨像造型古雅端庄,足以说明东阳木雕当时的水平与风格。明清时期,东阳木雕广泛应用于建筑和家具装饰,形成整套的技艺和完善的风格,现存有卢宅“肃雍堂”和白坦“务本堂”、马上桥“一经堂”等明清古建筑及“千工床”、“十里红妆”等家具。20世纪初,东阳木雕开始由民间建筑和家具装饰转向外销的工艺品生产。1914年在杭州开设的“仁艺厂”是东阳木雕最早的厂家,以后逐步向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东阳木雕在国内各地也开始建厂生产。
传统的东阳木雕属于装饰性雕刻,以平面浮雕为主,有薄浮雕、浅浮雕、深浮雕、高浮雕、多层叠雕,透空双面雕、锯空雕、满地雕、彩木镶嵌雕、圆木浮雕等类型,层次丰富而又不失平面装饰的基本特点,且色泽清淡,不施深色漆,保留原木天然纹理色泽,格调高雅,被称为“白木雕”。东阳木雕选料严格,多用椴木、白桃木、香樟木、银杏木等材质。其工艺类型有无画雕刻与图稿设计雕刻两类,均注重创意和“绘画性”,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东阳木雕流派众多,以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为主要传承方式,现在的主要传承者有陆光正等人。
近二十年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木雕不再用来装饰现代建筑,东阳木雕娴熟而精湛的手工技艺、巧妙而灵动的构思和丰富的传统内涵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环境,逐渐走向衰落。现代的年轻人难以潜心传统技艺,因此出现了从业人员技艺不精、普遍流失的现象。面对濒危的东阳木雕技艺,必须尽快对之进行抢救、保护。
傈僳族男子服饰,上身穿一件用10多个麻布丝纽子对排相扣的麻布对襟短农;个别地区男子着长衫,下穿一条大裆麻布裤子,有的头戴瓜皮小帽或以青布包头,或不戴帽而喜蓄一咎发辫缠于脑后。头人及个别富庶人家的男子,则爱在左耳上戴一串大红珊,以表示自家富有,在人们心目中和社会上享有的荣誉、尊严和地位。大多数男子脚穿自家编织的草鞋或用麻线编织的麻草鞋。特别不可缺少的是,成年男子都要左腰配腰地右腰挂一个用熊等兽皮制成的箭包,用来盛箭,身背导弓,犹如一名武士,给人有一种粗护、洒脱、刚毅、威武的感觉。
傈僳族妇女的服饰又与男子截然不同,它给人的感觉又是美观、大方。妇女习惯在前额打一种人字形状的叠式包头,头缠丈二长的黑布绕子。而年轻妇女的头饰打扮要分三层底为黄色或蓝色,二层用花毛巾,三层为青包布。傈僳族妇女不论老少,都喜爱戴银耳环,手戴镯子,年轻妇女则显示自己年青漂亮,再配戴一些贝壳、银币等装饰品,有的还成串挂于胸前,妇女下身着用火草或白布、青布加工制作的百格裙,裙长及地,走起路来人如在云中,蹲下裙散开,又如人在花中。妇女多数腰系自制的白麻布腰带,带上绣有花、叶图案。脚穿布鞋或胶鞋。这种装束使傈僳妇女行走时长裙摇曳摆动,显得购娜多姿,有一种独特的风韵,使人见之不忘。
1949年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变,傈僳族人民的服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古朴风雅的服饰添进了现代风采,让傈僳族服饰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就象那开放的马樱花,散发出独特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