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朗族的婚礼习俗中,举行婚礼时众人要进行爬竿比赛,新娘必须拿出自己在婚前精心刺绣的“棉包锦囊”,内装五谷、银饰等物,挂在竹竿上,比赛结束将“囊”赠给胜利者,以示吉祥。
在布朗族的婚礼习俗中,举行婚礼时众人要进行爬竿比赛,新娘必须拿出自己在婚前精心刺绣的“棉包锦囊”,内装五谷、银饰等物,挂在竹竿上,比赛结束将“囊”赠给胜利者,以示吉祥。
迁安市手工造纸始于元末明初(公元1405年),公元1723年开始兴盛起来,到清末明初最为鼎盛,解放前后遍布迁安各地,曾有手工造纸厂830余家。迁安手工造纸主要以当地盛产的桑树皮为原材料,经过去皮、扁皮、切皮、打油、抄纸、晾晒等工序(均为手工操作),制成毛头纸、红辛纸、书画纸等,是迁安独有的特色产品。
毛头纸因石灰打浆的桑皮纸四周有不齐的毛边,故由此得名。毛头纸有着拉力强、不易损等特点,起初用于糊窗和屋棚用,后经过改进用于书画,迁安国画纸(迁安宣)不跑墨、吸水快,深受国内外书画家的喜爱。迁安毛头纸系列曾远销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我国著名书画大师刘炳森曾用迁安纸留下“南宣北迁”之墨宝。
迁安手工造纸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手工造诣十分讲究,所造毛头纸、红辛纸、书画纸都是机制纸无法替代的,为民间手工技艺行业中的佼佼者。近年来,随着机制纸业兴盛及市场冲击,迁安手工纸虽价格低廉,却因纯人工操作,用工成本较高,逐渐走向衰落。目前,熟练掌握迁安手工造纸技艺的老人都年事已高,濒危状况十分严峻。
佳县的通镇、陈家焉和屈家庄等村,是手工挂面制作的专业村,其中尤以陈家焉村最为有名。
陈家墕村现有村民140余户,全部都姓陈。村里世代相传,陈姓先祖于明朝初年从1大槐树下迁徙而来。根据《陈家墕村志》的记载,该村手工挂面制作起自清光绪年间。陈继军告诉记者:“我的爷爷陈士贤就是陈家墕手工挂面制作的创始人,而且有一个故事可以作证。”
清光绪年间,陈士贤一日务农归来,发现有位老者昏倒在自家门前。老者虽然面黄肌瘦,但衣着整齐,陈士贤便确定老人必无大碍,可能只是饿昏了,便赶紧把早饭时剩下的一个窝头喂给老者。窝头喂下,老人醒过来却直呼胃疼,陈士贤又拿出了有止疼功效的大烟土让老人服下。三五日后,老者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临行之时他对陈士贤说:“救命之恩不言谢,我见你家日子过得艰难,家里又种着麦子,我便传你一手挂面制作的手艺,保你家日后代代衣食无忧。”
陈士贤后来才知道,他救助的这位老者是一名因战乱流落民间的宫廷御厨,有一手制作手工挂面的绝技。在掌握了手工挂面的制作方法后,陈士贤又将这门手艺传给了3个儿子和几个侄子。从此,手工挂面便在陈家墕生根发芽,成了各家各户赖以谋生的手段,并与吴堡县张家山的手工挂面制作工艺一道,于2011年成功入围陕西省第三批“非遗”名录。
蒙古族的银饰品与其他民族一样,种类繁多,款式丰富,有着各自的图案形态和种类,在蒙古族佩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装饰作用,它天成一韵,构成了蒙古族银饰品朴素美观、繁复实用的民族民情,从纯真的纹样中,可以诠释和解读蒙古族佩饰的特点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意韵和部落习俗,从中体察蒙古民族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感。
蒙古民族酷爱装饰,银饰品也就成了他们美化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高原,还是牧场,蒙古族群众佩戴银饰品都非常普遍,由于同一族属但部落不同,银饰品的种类、造型、图案和佩戴方式也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和讲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其成为蒙古族佩饰中的亮点。一件小小的头簪、发钗、挂件常常就是一件信物,承载着人生美好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对金银饰品的使用历史,在考古挖掘的匈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银饰品。唐代是银饰品制作的繁盛期,品类多,分布也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长达数年的纷争状况,加之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蒙古地区日益成为金银的集散地,这为蒙古族银饰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元代后期,银饰品的制作逐渐商品化,从前只有富裕人家使用的银饰品,在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起来。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银饰品无论从内容图案,还是技术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银饰品的主题也逐渐增多,有花鸟鱼虫以及各种纹饰图案,还有诗情画意的词句,铸、刻、雕、焊技术等工艺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设计新颖,造型美观,每件银饰品上都有吉祥寓意,堪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进入明代,银饰品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官办的铸造局外,民间的银楼、银作坊也能制作和设计很多的银饰品。特别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银饰品的使用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不论贫富贵贱,女人戴银头饰、银首饰,男人腰垂银挂件已成时尚。蒙古族的银饰品,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图案和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