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爱喝汤,有“无汤不成席”的说法。湖北盛产莲藕,粉嫩白净,生吃就甘甜化渣,闻名全国。湖北人喜欢拿藕和肉骨头煨汤,文火煨到肉烂脱骨,藕块吃起来口感粉糯又不失清脆,最绝的汤喝上一口,香浓清甜,不禁要感叹藕香与肉香的搭档简直是天下绝配!最出名的当属排骨藕汤了。排骨藕汤也是湖北接待贵客的必备菜之一,此菜鲜香味美,营养丰富,开胃益血,有补气补钙的功效。
对于湖北人来说,排骨藕汤代表的就是家的味道。如今即使各地也都能吃到这道菜了,可若用的不是湖北好藕,那味道可就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关于藕的选择也很有讲究:一是藕要选口味比较面的,吃起来酥软绵甜,口感非常好;二是不要用藕尖藕梢,藕尖太嫩,藕梢有水腥味。
莲藕,被人们形容成“只要去吃湖北菜,不管餐厅大小,这是必点的一道菜”,因为湖北洪湖莲藕富含淀粉、蛋白质、维生素等成分,口感绵绵舒适,被誉为“水中之宝”,且莲藕品种多、质量之优均为全国之魁。湖北洪湖莲藕据说是最好吃的莲藕,而吃藕最佳时节是在中秋之后。
鸭脖子,又名酱鸭脖或酱鸭脖子,属于酱汁类食品(主要是酱板鸭,包括酱鸭翅、酱鸭脖、酱鸭拐、酱鸭掌、酱鸭舌、酱牛肉、酱板鱼、酱板干子、酱板藕等),最早起源流传于清朝洞庭湖区的常德,经湖南流传至四川和湖北,近年来风靡全国。酱汁类食品通过多种香料浸泡,然后经过风干、烤制等工序精致而成,成品色泽深红,具有香、辣、甘、麻、咸、 酥、绵等特点,是一道佐酒佳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汤腊九在成都学习卤菜技术和中药材配方,回武汉后,开起了首家鸭脖子专卖店。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康巴美,美在它的山水;
康巴美,美在它的传统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如五彩神衣般美妙的服装服饰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创造者——勤劳智慧的康巴人。
藏族人民自古生活在祖国大西南广阔的万里雪域高原上,他们就在世界屋脊上过着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和半收半农的生活。因而在服饰上有独特典型的雪域高原民族风格。由于地域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藏区各地服饰于整体中也各具特色。一般来说,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的卫藏服饰雍容华贵,等级分明;甘青地区的安多服饰富丽堂皇,于统一中局部多变,而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的服装服饰则宽大粗犷、英武健美、豪气洒爽。
康巴,包栝西藏昌都,云南迪庆,青海玉树、果洛,四川甘孜、阿坝等地区,康巴服饰因小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之差异,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康巴服饰习俗,俗称康装。它以其夸张的形制、明朗的色彩、古朴的纹饰、厚重的质地、多彩的款式、深邃的文化内涵,在藏族服装服饰艺术中独树一帜而令人耳目一新。 仅康巴地区的妇女服饰、在民间就有一首古老的民歌这样传唱赞美:
“我虽不是昌都人,昌都装饰我知道,昌都装饰要我讲,铜带环腰口琴吊;
我虽不是贡觉人,贡觉装饰我知道,贡觉装饰要我讲,项殊三串胸前抛;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霍柯人,霍柯装饰我知道,霍柯装饰要我讲,红绿带几绕满腰;
我是不是达多人,达多装饰我知道,达多装饰要我讲,红绳扎发围头绕;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我至不是巴塘人,巴塘装饰我知道,巴塘装饰要我讲,银丝缠发额前飘;
我虽不是盐井人,盐井装饰我知道,盐井装饰要我讲,头包风帕腰悬刀。
我至不是昌台人,昌台装饰我知道,昌台装饰要我讲,巴戈盘发宝光耀。”
康巴服饰文化的古老倩影
丰富多彩的康巴藏族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是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实用美术和文化艺术结晶,集中体现着它的创造者——藏族人民无穷的智慧、创造力、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独特的藏族服饰,对于生息、繁衍在世界屋脊的高原藏民族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所有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康巴藏族服装服饰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进、融会的漫长历史。
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装饰品约有50多件,有笄、磺、环、珠、项饰、镯、贝饰。牌饰和垂饰,质料则有石、玉、骨、贝等。装饰品大部分均磨制光滑,制造精细。这些远古先民创造的人体装饰物,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在材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的多样丰富性和独特的区域性特征。
川、甘、青、新疆等地是历史上形成藏族部落和部落活动生息的地区,在接近青藏高原的哈密地区,发现的原始社会公墓出土的干尸,距今有约3000年的历史。古尸的服饰基本特征和康巴藏民族今天的服饰十分相似,如头发梳成许多条辫子,男尸往往头戴毡帽;身穿毛皮或皮革大衣、长皮裤、毛织品长袍;脚穿长统皮靴、靴筒外还有毛织带裹腿;腰间束袋,佩有小铜刀。女尸则身穿毛织品长袍,腰际束带,同时脚着长统皮靴,以毛织带裹腿。皮靴上还附以小件铜制装饰品,各色毛织物的色泽鲜艳。大多以红、绿、褐、黑等色彩组成的大小方格和彩条,非常美观大方。
在青海平安县古墓内出土的画像砖,内容有宴饮、甲骑、仙人、力士、神马等6种图案,其中宴欢人物一臂赤露,今日康巴藏族人仍保留着这种半着衣半裸臂的习俗。据此推断,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远古藏族先民的服饰习俗里,就已具备了现代康巴藏族服饰的基本结构特征。
据史载:“东女国,(康巴一带)皆披发,皮革制成鞋,其女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天穿羔裘衣服,饰以纹锦。”
在藏北发现的岩画中的人物形象亦有不少编发者或脑后“披发”长飘的形象,多数人物都着一种裙袍式的皮毛长衣,这些都与文献记载的当地地域及人文特征极为相似。
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还出土了一件彩陶靴,通高 11.6厘米,底长 14.3厘米,陶靴内空,靴为圆形,为夹砂红陶,表面施红色,并绘黑彩,靴帮与靴底衔接处向内凹曲,靴底前尖后方,靴筒绘对称双线回纹,靴饰双线带纹和三角纹,线条流畅,纹路清晰,造型与现代藏式统靴相似,说明早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会制作和穿用具有高原地域特征能防寒保暖的长统靴子,并具备了装饰美化的造型审美能力。
吐蕃早期,藏族人的发型和面饰继承了原始社会的一些习俗。例如“赭面”就是指藏区北方草原牧民习惯用一种赭石色矿质(有资料说亦是一种动物血)涂擦面部,起到防晒、防冻、防风雪、护肤的作用,同时,美饰面容并兼颜宗教信仰色彩作用的习俗。吐蕃人以此俗为美,由于吐蕃时期疆域辽阔,各地区的服饰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和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优势,造成了各地区服饰的较大差异,其主要表现在藏区东北部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的服饰差异上。
面窝是武汉的一种名小吃。其实用“面”来修饰“窝”并不贴切,因为它的成分中没有面粉,大部分是粳米磨成的米浆,还要加一定比例的黄豆浆,加葱花、细盐。炸时用的铁勺子,直径约5寸,四周下凹,中央凸起,用另一勺将那种合浆舀入面窝勺,在中间一刮,然后下锅,下凹处因面浆多,所以肥厚,炸成后像个圆圈圈,吃在嘴里,酥、脆、软三种感觉混合。技术好的早点师傅可以将面窝炸成“匡匡”——没有中间的焦脆部分,主要供老人食用;或者将中间焦脆部分炸的比例比较大,供喜欢焦脆的人食用。
面窝的历史和其他武汉过早一样其实不可考。一说为,始于清光绪年间。当时汉口汉正街集家咀附近有个卖烧饼的,名叫昌智仁,看到卖烧饼生意不好,就想办法创制新的早点品种。经过反复琢磨,他请铁匠打制一把窝形中凸的铁勺,内浇用大米、黄豆混合磨成的米浆,撒上黑芝麻,放到油锅里炸,很快就做出一个个边厚中空、色黄脆香的圆形米饼。人们觉得很别致,吃起来厚处松软,薄处酥脆,很有味道,昌智仁称之为面窝。但实际上面窝的由来没有具体文字记载,传言而已。
目前的面窝主要分布于武汉和湖北其它城市大街小巷的摊点,尤为武汉汉口老城区口味地道。目前在武汉三镇都有一些特别的做法使得面窝别有风味。比如在武昌自由路的户部巷,谢荣德炸的面窝,配料讲究,用的是优质大米,掺一定比例的糯米,用香麻油,加葱花、芝麻、姜末作料。他不惜工本,做出的面窝自然与众不同,一投入油锅就香味四溢,吃起来更是焦脆适度、香酥并重,因而被人们誉为谢氏面窝。但这并不是传统的面窝了。面窝除了米面窝外,还有炸豌豆窝、“苕面窝”(红薯窝),中间是没有洞的形状,别有风味。
面窝的食用既可以单独成为早餐主食,也可以成为热干面,清酒/蛋酒,米粉或者其他汤面的搭配食品,后一种吃法更为广泛。
武汉铜锣的特色一是音质纯正、发音宏亮、吃槌省力。二是锣的直径大。近几年出口国外的几面大锣,最大的一面直径达一百三十五厘米,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铜锣。当然,武汉铜锣厂也生产各种不同规格、尺寸的铜锣,满足剧团、乐团和各方面的需要。
武汉锣厂生产的锣乐器,所以能名驰中外,就在于他们在继续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精益求精,使锣乐器的生产工艺不断发展。“虎音锣”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一例。这种锣解放前叫“大鼓锣”或“大片锣”,形如秤盘,音哑,没调门,配戏效果不好。一些剧团的乐师和演员希望制锣艺人们能为他们研制出一种发音宏亮,圆韵集中,能长调门的好锣。定音艺工高永运一次见到一面锣镗中心被压平了的锣,敲起来音响效果比没有压平的锣还好,于是他有意用定音锤的侧角,把另一面锣的底部砍出碗口大的一个平圆面,打起来音韵效果比较好。根据这个道理,高永运设计了一种新锣,送到上海几个剧团试打,反映很好。因为这种新锣发音宏亮似“虎哼”,很适合为黑头、花脸配戏,所以起名为“虎音锣”。为了使“虎音锣”更适合各专业剧团的需要,高永运广泛走访剧团,听取乐师们的意见,进一步把虎音锣发展为“高虎音’,“中虎音”、“低虎音”、“小高音虎”和“小低音虎”等几个品种,适应各剧种、流派、角色的需要。
代代相传
武汉铜锣的制锣技艺久盛不衰,代代相传,一代胜似一代,厂里人才济济。这家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厂,从技艺上讲,有四代人同时在岗位上。现任厂长、闻名定音艺工高永运和“制片大王”周吉安,“套顶能手”高世春等一批技艺熟练的老艺工形成了一个从熔铜、制片到定音完整的技术班子。他们不仅全面地继续了传统技艺,而且各有特技。高永运在制锣时运用惩锤,刹锤,省锤,轻锤虚实结合,轻重适宜的校音技术,使校出的锣具有圆、平、正、上劲的特点,经他定音的锣,发音标准,音质纯正,发出的“拱”音如猛虎长啸,其“水”音似涓涓细流,因此同行称他为“制锣王”。
高永运不仅自己刻苦钻研技艺,虚心好学,不断攀登制锣技艺高峰,而且十分关心青年一代制锣艺人的成长。被人们称为身怀“定音特技”的高永铨,就是解放后在高永运等老师傅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技术骨干的代表。被人们称为“五虎将”的高子林,高世琼,熊傲成,潘汉生,高世刚,是第三、第四两代人的代表,他们正年富力强,是生产上的生力军。两年来,武汉锣厂还通过办技校,师傅带徒弟等形式,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因此,生产水平逐年提高,花色品种不断增加。现在铜响器行业的锣、钹、钗,铙、钟、铃、饭七大类产品,他们样样都做,一共有六十四个品种,一百三十三个花色规格,是全国同行业生产品最丰富的工厂。
誉满中外
武汉锣厂生产的各种铜响器,畅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香港的剧团也选购武汉铜锣。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四个地区的销售情况来看,就有七百一十个剧团用武汉锣,其中直接到工厂买锣的剧团就达三百二十四个。上海铜响器商店和北京新声乐器商店,是全国专营铜响器的商店,他们经销的产品,武汉锣分别占百分之七十和八十五。曾跟周信芳、王少楼、童祥苓、高盛麟打过多年锣的名乐师刘奎元、李敏生、徐水生,也都说武汉锣好使,音响效果好,吃槌省力,能长调门。
在国外,武汉的铜响器行销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和英、法、美、德、意等二十几个国家产品供不应求。
武汉铜锣响天下,武汉锣工为祖国争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