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瓷来自古都洛阳,她把瓷器烧制、粉彩涂抹等技术结合在一起,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研制出形象逼真、花色自然、花叶薄如纸张、叶脉清晰可见的牡丹瓷,它的诞生为中原大地又增添了一束多彩艳丽的文化奇葩。牡丹瓷博中国雕塑艺术众家之优长,集中国陶瓷技艺诸派之精髓,是中国悠久的瓷文化与瓷工艺延续发展过程中的创意成果。牡丹瓷是继中国“五大官窑”之后出现的独具洛阳文化特色的新派陶瓷制作工艺,是中国古老的陶瓷文化与悠久的牡丹文化有机融合的新派美术瓷种。
牡丹瓷是采用中国豫西地区富含多种矿物元素的高岭土为制作材料,经过原料研磨-拌浆-滤泥-塑型-成型-晾干-素烧-施釉-釉烧等多道工艺制作流程,最终形成一件美轮美奂的牡丹瓷艺术作品。牡丹瓷博中国雕塑艺术众家之优长,聚中国陶瓷技艺诸派之精髓,形象逼真地再生再现了牡丹的形态、神韵、色彩和特殊寓意,既体现了牡丹的雍容华贵,又兼备了瓷器的典雅古朴,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与鉴赏收藏价值。牡丹瓷填补了我国工艺美术品和特色旅游纪念品的空白,延续了中国陶瓷工艺衍进发展的历史,开辟了牡丹文化创意产业新天地。
牡丹瓷的创作题材和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目前烧制成功的有以自然状物为主要题材的花盘、壁挂、花瓶、瓷鼎、盆景、花篮、屏风、人物、动物、中国结、单株牡丹树、大型艺术雕塑、日用瓷、牡丹瓷饰品、牡丹绣等十五大系列,百余种规格、花色齐全。
2013年11月8日在第十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洛阳牡丹瓷创始人李学武创作的牡丹瓷作品《独占春日》,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奖”金奖。2014年7月3日,国家主席1夫人1陪同出访韩国时,向韩方赠送名为“风姿秀色”的洛阳牡丹瓷。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康巴美,美在它的山水;
康巴美,美在它的传统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如五彩神衣般美妙的服装服饰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创造者——勤劳智慧的康巴人。
藏族人民自古生活在祖国大西南广阔的万里雪域高原上,他们就在世界屋脊上过着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和半收半农的生活。因而在服饰上有独特典型的雪域高原民族风格。由于地域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藏区各地服饰于整体中也各具特色。一般来说,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的卫藏服饰雍容华贵,等级分明;甘青地区的安多服饰富丽堂皇,于统一中局部多变,而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的服装服饰则宽大粗犷、英武健美、豪气洒爽。
康巴,包栝西藏昌都,云南迪庆,青海玉树、果洛,四川甘孜、阿坝等地区,康巴服饰因小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之差异,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康巴服饰习俗,俗称康装。它以其夸张的形制、明朗的色彩、古朴的纹饰、厚重的质地、多彩的款式、深邃的文化内涵,在藏族服装服饰艺术中独树一帜而令人耳目一新。 仅康巴地区的妇女服饰、在民间就有一首古老的民歌这样传唱赞美:
“我虽不是昌都人,昌都装饰我知道,昌都装饰要我讲,铜带环腰口琴吊;
我虽不是贡觉人,贡觉装饰我知道,贡觉装饰要我讲,项殊三串胸前抛;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霍柯人,霍柯装饰我知道,霍柯装饰要我讲,红绿带几绕满腰;
我是不是达多人,达多装饰我知道,达多装饰要我讲,红绳扎发围头绕;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我至不是巴塘人,巴塘装饰我知道,巴塘装饰要我讲,银丝缠发额前飘;
我虽不是盐井人,盐井装饰我知道,盐井装饰要我讲,头包风帕腰悬刀。
我至不是昌台人,昌台装饰我知道,昌台装饰要我讲,巴戈盘发宝光耀。”
康巴服饰文化的古老倩影
丰富多彩的康巴藏族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是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实用美术和文化艺术结晶,集中体现着它的创造者——藏族人民无穷的智慧、创造力、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独特的藏族服饰,对于生息、繁衍在世界屋脊的高原藏民族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所有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康巴藏族服装服饰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进、融会的漫长历史。
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装饰品约有50多件,有笄、磺、环、珠、项饰、镯、贝饰。牌饰和垂饰,质料则有石、玉、骨、贝等。装饰品大部分均磨制光滑,制造精细。这些远古先民创造的人体装饰物,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在材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的多样丰富性和独特的区域性特征。
川、甘、青、新疆等地是历史上形成藏族部落和部落活动生息的地区,在接近青藏高原的哈密地区,发现的原始社会公墓出土的干尸,距今有约3000年的历史。古尸的服饰基本特征和康巴藏民族今天的服饰十分相似,如头发梳成许多条辫子,男尸往往头戴毡帽;身穿毛皮或皮革大衣、长皮裤、毛织品长袍;脚穿长统皮靴、靴筒外还有毛织带裹腿;腰间束袋,佩有小铜刀。女尸则身穿毛织品长袍,腰际束带,同时脚着长统皮靴,以毛织带裹腿。皮靴上还附以小件铜制装饰品,各色毛织物的色泽鲜艳。大多以红、绿、褐、黑等色彩组成的大小方格和彩条,非常美观大方。
在青海平安县古墓内出土的画像砖,内容有宴饮、甲骑、仙人、力士、神马等6种图案,其中宴欢人物一臂赤露,今日康巴藏族人仍保留着这种半着衣半裸臂的习俗。据此推断,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远古藏族先民的服饰习俗里,就已具备了现代康巴藏族服饰的基本结构特征。
据史载:“东女国,(康巴一带)皆披发,皮革制成鞋,其女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天穿羔裘衣服,饰以纹锦。”
在藏北发现的岩画中的人物形象亦有不少编发者或脑后“披发”长飘的形象,多数人物都着一种裙袍式的皮毛长衣,这些都与文献记载的当地地域及人文特征极为相似。
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还出土了一件彩陶靴,通高 11.6厘米,底长 14.3厘米,陶靴内空,靴为圆形,为夹砂红陶,表面施红色,并绘黑彩,靴帮与靴底衔接处向内凹曲,靴底前尖后方,靴筒绘对称双线回纹,靴饰双线带纹和三角纹,线条流畅,纹路清晰,造型与现代藏式统靴相似,说明早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会制作和穿用具有高原地域特征能防寒保暖的长统靴子,并具备了装饰美化的造型审美能力。
吐蕃早期,藏族人的发型和面饰继承了原始社会的一些习俗。例如“赭面”就是指藏区北方草原牧民习惯用一种赭石色矿质(有资料说亦是一种动物血)涂擦面部,起到防晒、防冻、防风雪、护肤的作用,同时,美饰面容并兼颜宗教信仰色彩作用的习俗。吐蕃人以此俗为美,由于吐蕃时期疆域辽阔,各地区的服饰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和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优势,造成了各地区服饰的较大差异,其主要表现在藏区东北部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的服饰差异上。
( 洛阳)
洛阳出土的唐三彩已有300多个品种,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繁荣的社会面貌和精湛的釉陶工艺。洛阳龙门香山出土的三彩高颈瓶,是仿照佛教法器中的净水瓶烧制的,而龙首杯、凤首壶则是仿西亚流行的兽首杯、扁壶制成的。
从近年出土的三彩器物分析,盛唐是唐三彩制作的极盛时期,品种丰富,做工精美,产量巨大;天宝以后数量逐渐减少;安史之乱以后,其制作进入尾声,逐渐衰落。唐代三彩釉工艺对宋三彩和清三彩都有影响,在日本曾仿制成所谓“奈良三彩”,朝鲜半岛曾仿制成所谓“新罗三彩”。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出土有三彩碗,今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埃及和苏丹境内都发现有洛阳唐三彩,充分说明了当地人对唐三彩的喜爱,这也是唐代洛阳对外文化交流、通商贸易的重要物证。1976年,在洛阳附近巩义市(唐时为洛州巩县)的小黄冶、大黄冶发现三彩窑址、作坊,经考证,是当时洛阳唐三彩的重要产地。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除少数红陶胎为普通陶土烧制外,多数采用比较纯净的白色高岭土烧制。这种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晾干时不会开裂。唐三彩的制作工艺较为复杂,先将高岭土舂捣、洗滤、制胎,再将制好的坯胎放在窑内烧至1100℃左右,然后取出挂彩施釉,再入窑内以900℃左右的氧化焰进行第二次焙烧,就可以生产出绚丽多彩的各种器物。三彩釉质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铝,呈色剂则为种类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如浅黄为铁或锑、褐黄为铁、绿为铜、蓝为铜或钴、紫为锰。用得最多的三种颜色是黄、绿、白,还有蓝、赭、紫、黑等。釉中的铅质助溶剂使釉汁在烧制品上流淌,形成丰富瑰丽的变化,所谓三彩实则釉色变化多端,并非只有三种颜色。
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宝库中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是中国唐代工艺美术的精华之作,它吸纳了中国绘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优点,采用印花、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造型浑厚丰满,工整细腻,线条简朴、流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自清光绪年间在洛阳发现首批唐三彩以来,中外古董商争相来洛阳重金购买。为满足当时文物界对唐三彩的需求,洛阳一带出现了仿唐三彩的作坊,开始了仿唐三彩的制作,但仿品粗糙,效果不佳。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设立专门机构研究唐三彩的制作工艺,使“洛阳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目前,洛阳生产唐三彩的工厂多达数十家,尤以洛阳美术陶瓷厂生产的“九都牌”唐三彩最为有名。
洛阳唐三彩曾作为国家珍贵礼品,赠送给3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目前,唐三彩仍然是古都洛阳传统的出口商品,远销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