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语》有“茅笔”条载:“白沙喜用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作字多朴野之致。”据传说,白沙先生在圭峰山讲学时,“山居苦无笔”。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他坐在圭峰山玉台寺前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看书。忽见石头上一片白茅长得葱茏可爱,便伸手想折一株,却花了很大气力才折断。他细看那靠近茅根的断口,露出一束柔软而富有弹力的白毛,竟与写字的毛笔十分相似。他心中大喜,立即摘了一把白茅回家,第二天拿出来晒干,用木棰轻轻砸烂,又放在蚬灰水里浸了几个时辰,去囊后再晒干,扎成了一束做成笔。他用茅笔蘸上墨水,吸墨饱满;他写了一个“笔”字,笔划硬朗,飞白生动,还带有刚阳之气。白沙先生高兴极了,就美其名曰“茅龙笔”。此后,白沙先生用茅龙笔独创茅龙书法,闻名海内外。
陈献章 (1428~1500)陈献章(1428--1500) 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后迁江门的白沙村,故世人多称之为陈白沙。 初受学于吴与弼。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学派,史称江门学派,他的著作後被汇编为《白沙子全集》。 陈献章是岭南最负盛名的理学家和诗人,同是一位独出新裁,敢于创造的书家。他的书法在岭南书坛最富有特色,名气也最大。他善书束茅代笔,晚年专用,自成一家...... 详细>>>
七百多年前,新会崖门发生一场改朝换代的宋元大海战。大战结束后,一位在南宋宫廷里负责制作烧鹅的御厨带着女儿逃亡到新会银洲湖西岸的仙洞村。御厨在仙洞村开了一间烧鹅店,凭着宫廷秘制烧鹅的高超手艺,把烧鹅烧得色香味全,很快便名扬远近。后来御厨的女儿长大了嫁到银洲湖东岸的古井镇,女儿也把父亲秘制烧鹅的手艺带到了古井,并世代相传。古井烧鹅便由此而来。
古井的烧鹅制作有其独特之处,从选鹅到烧鹅都很讲究。鹅每年有两造,古井烧鹅常用的鹅种是每年春季清明和秋季重阳节前后一个半月的鹅苗,并且要在本地鱼塘里养至三、四个月大,约重7斤。(这里要注意的是鹅不能养得太大,否则烧出来的肉质会老,口感不够嫩滑。)这种鹅叫“乌鬃鹅”,不受污染,肉质最好。烧鹅的时候先用节醋涂抹鹅身,待鹅身晾干后再采用传统的生抽王混合砂糖、盐、酒、蒜茸、五香粉和其他不得外传的独门秘方等为酱料,塞入鹅肚内,用绳扎紧,并以麦芽糖涂抹鹅身后才挂入热炉内烧。烧的时候要注意火力均匀,并且一定要用荔枝木烧,这样烧出来的鹅吃起来才会有荔枝的香味。
古井烧鹅如此美味,其制作必定有内里乾坤,其妙在“烧”:首先是要烧什么鹅的问题。所选的乌鬃鹅,从头顶沿颈背至躯体有一条黑色鬃状绒毛带,有“三黑(嘴黑、毛黑、脚黑)三细(头细、颈细、骨细)一矮(脚矮”)的特点,肉质结实,体重适度,个头太大的不好吃。其次是讲究燃料。据新会民间总结,用柑柴、瓦罉煮饭或煲狗肉别有香味;焖田鼠用荔枝树柴特别好吃。而古井烧鹅的烧炙必用明火;用柴定要荔枝树。有师傅尝试用柑树柴,虽也不错,但稍为逊色。荔枝木耐火、少烟、少树脂,这样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对烧炉保持恒温,又不给烧鹅带来烟味,以及使成品色泽透亮并带有荔枝木的清香,起到特殊作用。为淋漓尽致发挥荔枝柴的作用,还要先行彻底晒干,均匀劈破,适时添加。当然,如何掌握火候,师傅有秘诀。再就是用特殊烤制酱料。比如芝麻油、传统生抽王、砂糖、盐、酒、蒜茸、五香粉、汾酒、桂皮、茴香、新会陈皮,还有不向外传的独门秘方,按不同的比例调配成烤制酱料。为保证脆皮,加工中途使出冷冻处理一招,烧了冻凉,凉了再烧。
“古井烧鹅”是否真的起于宋代、“烧”了700年?这民间传说,一时未能找到足够资料考证。然而,古井烧鹅的烧制技艺由家族历代传承,确实不假。建国前古井圩有恒益、奇香楼(李广)、景记、明记、合益市、慈溪乡三哥超等多家烧腊行,一般店主兼师傅。1956年公私合营时并为古井食品站,统一经营。由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落后,群众购买力弱,因此烧得很少,就连一般古井人也不多有机会吃上古井烧鹅。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繁荣,大众生活水平大大提升,讲饮讲食,因此古井烧鹅越来越受到推崇。“恒益”老字号也得以恢复。查实1951年吕亚福于恒益商店修编的《吕氏家谱》,“恒益”创始人吕亚福(字传英)1891年生,壮年娶妻赵氏后,在古井天成圩开办肉档(旧时烧腊店加工销售烧肉、腊味,不存在单一烧鹅)。由此可知,吕亚福约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经营。后传给次子吕柏(1937年生),吕柏再传给5个儿子,其家族今已成为“烧鹅世家”。四子吕成耀,读小学时就被人称为“鹅头”,因他从小就学到良好的烧制技艺,今人多称其绰号而反不识其真名。吕家新一辈、吕柏的孙子们也正在习艺传承。“烧鹅世家”现于古井、会城等地共开9家分店,1家老店,除此10店销售外,还供应古井镇八九成的酒楼、大排档。为保证质量,在老店统一烧炙,保温运送到各分店。该老字号引入新的经营意识,按现代生产规范,开展食品“安全认证”工作。2003年初,他们曾计划在香港设立加工点,因遇上“非典”爆发而搁置。“古井烧鹅”的另一家著名商号“平香”,创始人赵华象(1918年生),建国前专为农村喜宴流动加工烧鹅,做一辆木制双轮车就装上整套烧鹅工具。1979年10月,与儿子赵洛文创立“平香烧鹅”店,之后赵洛文传给女婿赵少荣等后人,名声响了以后又在崖门大桥边、会城中心南路等处开设多家分店。
傈僳族男子服饰,上身穿一件用10多个麻布丝纽子对排相扣的麻布对襟短农;个别地区男子着长衫,下穿一条大裆麻布裤子,有的头戴瓜皮小帽或以青布包头,或不戴帽而喜蓄一咎发辫缠于脑后。头人及个别富庶人家的男子,则爱在左耳上戴一串大红珊,以表示自家富有,在人们心目中和社会上享有的荣誉、尊严和地位。大多数男子脚穿自家编织的草鞋或用麻线编织的麻草鞋。特别不可缺少的是,成年男子都要左腰配腰地右腰挂一个用熊等兽皮制成的箭包,用来盛箭,身背导弓,犹如一名武士,给人有一种粗护、洒脱、刚毅、威武的感觉。
傈僳族妇女的服饰又与男子截然不同,它给人的感觉又是美观、大方。妇女习惯在前额打一种人字形状的叠式包头,头缠丈二长的黑布绕子。而年轻妇女的头饰打扮要分三层底为黄色或蓝色,二层用花毛巾,三层为青包布。傈僳族妇女不论老少,都喜爱戴银耳环,手戴镯子,年轻妇女则显示自己年青漂亮,再配戴一些贝壳、银币等装饰品,有的还成串挂于胸前,妇女下身着用火草或白布、青布加工制作的百格裙,裙长及地,走起路来人如在云中,蹲下裙散开,又如人在花中。妇女多数腰系自制的白麻布腰带,带上绣有花、叶图案。脚穿布鞋或胶鞋。这种装束使傈僳妇女行走时长裙摇曳摆动,显得购娜多姿,有一种独特的风韵,使人见之不忘。
1949年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变,傈僳族人民的服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古朴风雅的服饰添进了现代风采,让傈僳族服饰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就象那开放的马樱花,散发出独特的芬芳。
湘绣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形象生动、逼真,质感强烈,它是以画稿为蓝本,“以针代笔”,“以线晕色”,在刻意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故其独特技艺,尽在“施针用线”之中。湘绣针法多变,以掺针为主,并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为70多种针法。线色万千,根据各种不同画稿的题材,运用各种不同的针法,选配各种不同色阶的绣线——丝线或绒线,凭借针法的特殊表现力和绣线的光泽作用,使绣制出来的物象,不但保存着画稿原有的笔墨神韵,而且通过刺绣工艺,增添了物象的真实性和立体感,起到了一般绘画所不及的艺术效果。以致湘绣独成一派,到清末“湘绣盛行,超越苏绣,已不沿顾绣之名。法在改蓝本、染色丝、非复故步矣。”从此,湘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人士,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誉为“浑笔墨于无痕,”“字格簪花,迹灭针线”。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湘绣出尽风头。长沙锦花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湘绣像,引起轰动。时湖南省主席何键授意以他人名义赠给罗斯福,传为佳话。该绣像现藏于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
解放后,湘绣工作者一改过去传统产品多为单面绣的工艺,着力发展双面绣艺术,同时又创造出难度更大的“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它在一块透明底料的正反两面,绣制出两个主题、构思、色彩、针法各异的物象。如双面全异绣“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一面绣的是“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一面绣的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样不仅出色地反映了木兰女扮男装,披坚执锐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脱去战时袍”身着女儿装的少女姣态,而且使对比的形象更加生动。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和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湘绣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绣品丰富多采。著名绣品有传统名牌“虎”、“狮”和“百鸟朝凤”等挂屏;有获“省优产品”的百鸟、百鱼、百花、百童、百蝶“五百”被面;还有众多的双面全异绣湘绣精品。(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