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蝉是在夏季,每天傍晚,蝉群落在草丛中时,蝉翼被露水浸湿,不能飞起,妇女们就赶快把蝉拣入竹箩里,回后后入锅焙干制酱。蝉酱有清热解毒,去痛化肿的医疗作用。
傣族人普遍喜食蚂蚁蛋,经常食用的是一种筑巢于树上的黄蚂蚁,取蚂蚁蛋时,先将蚂蚁驱走,然后取蛋,蚂蚁蛋大小不一,有的大如绿豆,有的小如米粒,洁白晶亮,洗净晒干,与鸡蛋一起炒食,其味鲜美可生食又可熟食,生食时制酱,熟食时用鸡蛋穿衣套炸,常用的酸果、苦瓜、苦笋、冲天椒,辅以野生的花椒、芫荽、蒜、香茅草,风味纯正,清洁卫生。
礼盒装:高级绿茶、红条茶、碧螺春;
散装茶:铁观音(300元/市斤)、绿茶(50元/市斤)、红茶(60元/市斤)、碧螺春(80元/市斤)。
“南谯茶”,明代《南京户部志》载,成化三年(1467年)南京供用滁州茶叶二百斤。民国时期,滁州有“云桑名茶”。可见滁州的茶叶有较悠久的历史。建国后,在施集乡建立国营施集茶场。施集茶“香高、味浓、后劲大”,获得好评。
嵊州茶业,起源汉晋时期,《异苑》有“剡县陈务妻”故事。唐时,茶圣陆羽曾来嵊州考察茶叶生产,他的好友皎然对嵊州所产“剡溪茶”作出高度评价,宋高似孙在《剡录》中还记录了剡地十种茶品,即瀑布茶、五龙茶、真如茶、紫岩茶、焙坑茶、大昆茶、小昆茶、鹿苑茶、细坑茶、焦坑茶。宋代,嵊州茶叶在日铸茶影响下,品质亦很优异,常充作日铸茶,“世之烹日铸者多剡茶也”。当时,朝廷还在嵊州设立了茶叶贸易的官方管理机构茶事官置司。
元、明、清三朝,嵊州均有茶叶进贡朝廷。清代至民国,嵊州茶叶作为平水珠茶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欧美及非洲国家,清同治年间,嵊州创制出“前冈辉白”,不久即驰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名茶。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嵊州市曾有茶园10万亩,年产量曾达8万担,1936年,吴觉农在嵊州三界创办浙江省农林改良场茶场,引进良种及先进的机械设备,开展茶叶生产技术研究及推广工作。日寇侵占后,嵊州茶叶一落千丈,茶园荒芜,面积降至3万亩,产量跌至17800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设立茶叶生产指导机构,引进优良品种,发展条栽专业茶园及密植茶雷锋,推广生产技术,引进和研制应用先进的制茶及茶园作业机械,建设了一批初精制茶厂,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嵊州市对珠茶生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60年代中后期,嵊州人马传进、张德兴与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教师合作,研制成功珠茶炒干机,后获国家发明四等奖,这一成果是我国茶机行业最为成功的典型之一。据统计,1969年至1982年各珠茶产区共向嵊州市购置、移植、仿造珠茶炒干机达1.1万余台。嵊州市还对珠茶炒制工艺作了成功的改革,改烘二青为滚二青,对提高品质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部分高山茶区还创立珠茶匀火制茶法。1971年和1980年,嵊州市茶叶产量接连跨上2500吨和5000吨两个台阶。1981年,天坛牌特级珠茶获国家银质奖,1984年,又获国际金奖,之后嵊州市被确定为全国珠茶出口三个基地县之一,1989年茶园面积达15.6万亩,产量近万吨。 1975年起,嵊州市开始恢复历史名茶、1985年开始创制新名茶。先后恢复和创制了前冈辉白、金钟茶、桂岩雾尖、舜皇云尖、湖尚院龙井、麦饭石龙井等一批名优茶品,90年代后,嵊州市名优茶发展速度加快,1998年名优茶产量达4.9万担,产值超亿元。崇仁镇应桂岩村创出亩产名优茶300公斤的先进经验,成为省内外闻名的名优茶专业村。长乐镇乌埂村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还长有一株珍稀的茶树白茶,此茶树春茶前期叶片呈白色,后期起恢复为绿色,制成的茶叶风格独特。
目前,嵊州市已形成从生产、初精制加工、销售到茶机制造等门类齐全的茶业体系,1999年嵊州市有茶园11万余亩,初制厂1100家,精制厂36家,名茶市场9个,其中三界茶厂是我国最大的珠茶精制厂。茶区拥有修剪机、采茶机、耕作机等茶园作业机械200余台,名优茶制作机械2100台,又制订了前冈辉白的综合技术标准。嵊州茶业正在沿着产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向前迈进。
可以用开水直接泡饮的一种饮品。
章镇的“龙浦仙毫”牌翠茗茶,外形翠绿呈盘花状,香气浓郁清高,叶定碧绿见纯,芽叶鲜嫩呈朵,口味甘醇润爽,色香味持久,今年以来荣获浙江农业博览会农产品金奖、上海国际茶文化节中国精品名茶博览会金奖、“准日本大赏”、第三节国际茗茶金奖。
信息来源:长塘镇人民政府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康巴美,美在它的山水;
康巴美,美在它的传统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如五彩神衣般美妙的服装服饰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创造者——勤劳智慧的康巴人。
藏族人民自古生活在祖国大西南广阔的万里雪域高原上,他们就在世界屋脊上过着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和半收半农的生活。因而在服饰上有独特典型的雪域高原民族风格。由于地域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藏区各地服饰于整体中也各具特色。一般来说,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的卫藏服饰雍容华贵,等级分明;甘青地区的安多服饰富丽堂皇,于统一中局部多变,而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的服装服饰则宽大粗犷、英武健美、豪气洒爽。
康巴,包栝西藏昌都,云南迪庆,青海玉树、果洛,四川甘孜、阿坝等地区,康巴服饰因小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之差异,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康巴服饰习俗,俗称康装。它以其夸张的形制、明朗的色彩、古朴的纹饰、厚重的质地、多彩的款式、深邃的文化内涵,在藏族服装服饰艺术中独树一帜而令人耳目一新。 仅康巴地区的妇女服饰、在民间就有一首古老的民歌这样传唱赞美:
“我虽不是昌都人,昌都装饰我知道,昌都装饰要我讲,铜带环腰口琴吊;
我虽不是贡觉人,贡觉装饰我知道,贡觉装饰要我讲,项殊三串胸前抛;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霍柯人,霍柯装饰我知道,霍柯装饰要我讲,红绿带几绕满腰;
我是不是达多人,达多装饰我知道,达多装饰要我讲,红绳扎发围头绕;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我至不是巴塘人,巴塘装饰我知道,巴塘装饰要我讲,银丝缠发额前飘;
我虽不是盐井人,盐井装饰我知道,盐井装饰要我讲,头包风帕腰悬刀。
我至不是昌台人,昌台装饰我知道,昌台装饰要我讲,巴戈盘发宝光耀。”
康巴服饰文化的古老倩影
丰富多彩的康巴藏族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是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实用美术和文化艺术结晶,集中体现着它的创造者——藏族人民无穷的智慧、创造力、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独特的藏族服饰,对于生息、繁衍在世界屋脊的高原藏民族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所有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康巴藏族服装服饰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进、融会的漫长历史。
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装饰品约有50多件,有笄、磺、环、珠、项饰、镯、贝饰。牌饰和垂饰,质料则有石、玉、骨、贝等。装饰品大部分均磨制光滑,制造精细。这些远古先民创造的人体装饰物,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在材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的多样丰富性和独特的区域性特征。
川、甘、青、新疆等地是历史上形成藏族部落和部落活动生息的地区,在接近青藏高原的哈密地区,发现的原始社会公墓出土的干尸,距今有约3000年的历史。古尸的服饰基本特征和康巴藏民族今天的服饰十分相似,如头发梳成许多条辫子,男尸往往头戴毡帽;身穿毛皮或皮革大衣、长皮裤、毛织品长袍;脚穿长统皮靴、靴筒外还有毛织带裹腿;腰间束袋,佩有小铜刀。女尸则身穿毛织品长袍,腰际束带,同时脚着长统皮靴,以毛织带裹腿。皮靴上还附以小件铜制装饰品,各色毛织物的色泽鲜艳。大多以红、绿、褐、黑等色彩组成的大小方格和彩条,非常美观大方。
在青海平安县古墓内出土的画像砖,内容有宴饮、甲骑、仙人、力士、神马等6种图案,其中宴欢人物一臂赤露,今日康巴藏族人仍保留着这种半着衣半裸臂的习俗。据此推断,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远古藏族先民的服饰习俗里,就已具备了现代康巴藏族服饰的基本结构特征。
据史载:“东女国,(康巴一带)皆披发,皮革制成鞋,其女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天穿羔裘衣服,饰以纹锦。”
在藏北发现的岩画中的人物形象亦有不少编发者或脑后“披发”长飘的形象,多数人物都着一种裙袍式的皮毛长衣,这些都与文献记载的当地地域及人文特征极为相似。
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还出土了一件彩陶靴,通高 11.6厘米,底长 14.3厘米,陶靴内空,靴为圆形,为夹砂红陶,表面施红色,并绘黑彩,靴帮与靴底衔接处向内凹曲,靴底前尖后方,靴筒绘对称双线回纹,靴饰双线带纹和三角纹,线条流畅,纹路清晰,造型与现代藏式统靴相似,说明早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会制作和穿用具有高原地域特征能防寒保暖的长统靴子,并具备了装饰美化的造型审美能力。
吐蕃早期,藏族人的发型和面饰继承了原始社会的一些习俗。例如“赭面”就是指藏区北方草原牧民习惯用一种赭石色矿质(有资料说亦是一种动物血)涂擦面部,起到防晒、防冻、防风雪、护肤的作用,同时,美饰面容并兼颜宗教信仰色彩作用的习俗。吐蕃人以此俗为美,由于吐蕃时期疆域辽阔,各地区的服饰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和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优势,造成了各地区服饰的较大差异,其主要表现在藏区东北部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的服饰差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