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头山酒源远流长,是中华酒文化的源头之一。早在黄帝时期,黄帝就和他的保健大夫岐伯在迁安发明了保健酒“汤液醪醴”。安新庄出土的陶雕女酿酒师像及《黄帝内经》一书都可以佐证黄帝时期,迁安就有了酒。迁安马哨村出土的文物青铜鼎和有“箕子”铭文的青铜簋证明商周时期酒已成为迁安一带的主要祭祀品。
到了汉代,迁安酒业已趋兴盛,酒渐渐地成为达官显贵庆典、祭礼、会盟、接待等各种场合中所必备,饮酒赋诗,对酒当歌形成时尚。迁安于家村汉代古墓0土的大量的陶酒罐、陶酒壶、陶酒杯及陶粮仓,证明了在这一时期,酿酒技术已经融进了百姓生活,一些富庶大户还有了自己的家庭小烧锅。
东晋时期,随着酒文化的不断丰富,酒与水之间的特殊关系已被人们所了解和确认。水为酒母,亦为酒魂,只有古泉佳水,方能酿出世间美酒。认识了水的重要性,这一时代的酿酒高师自然不惜任何代价寻觅甘冽佳泉,著名酿酒大师狄戎便是其中佼者。
据史料记载,狄戎,河北徐水一带人,是当时享誉天下的酿酒大师。为酿出世间佳酿,慕黄帝造酒之地,千里迢迢踏访至黄帝古都迁安,见贯头山下一眼神泉与众不同,水澈如晶,饮之甘爽,狄戎此生终遇灵泉,便安居于此酿酒授艺代代相传,贯头山酒从此名声大震,成为享誉北国的酒中之冠。此泉至今仍用。
1996年7月,迁安市城区东北角发现了一金代古墓群,其中3号墓出土了三个写有“千酒”字样的酒瓶,这对考证迁安酒业发展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是一块长20厘米,宽15厘米,厚3厘米的石砚,底面刻有“李酒使”字样。此外,还有印盒及印章,陶瓷酒瓶、酒杯等。
“李酒使”属地方官吏,官居八品,《金史》食货志及百官志载,金朝对酒类生产销售监管征税单独设立机构和官员,不与其它税目混同课征,同时,在酒生产规模较大的地方设立征税机构和酒使,以此加强税收的源泉控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酒业收入成为当时迁安财税的主要收入。
到了金代,迁安酿酒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并且开始采用老五甑法,泥池发醇的工艺烧制高纯度粮食酒,这种酒通常封闭三年以上出售,所以人们俗称这种酒为“千日酒”或“千酒”。
烧酒的出现,使迁安酒业长盛不衰,到了清代,以贯头山老白干而享誉北国的白酒已成为皇家饮品。迁安贯头山老白干酒畅销东北三省及内蒙一带,南边畅销到苏杭二州,贯头山白酒誉满京城,红遍北国,有“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变凤;糟粕落水,游鱼得味成龙”之赞誉。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他在周恩来总理接见时,特意向周总理询问贯头山酒的兴衰,并执意要品尝该厂生产的“老白干“酒。田中角荣为什么对贯头山白酒情有独钟呢?一种说法是,日本侵华期间,田中角荣曾驻扎在迁安杨店子一带,一次在下乡讨伐中,一小队日军被埋伏的我军歼灭,而巧的是田中角荣因喝贯头山白酒喝醉了,未能参加讨伐而捡了一条命。另一种说法是田中角荣在东北日军军人服务社工作过,经销贯头山白酒,每当想念家乡时,就用贯头山白酒消愁解闷。2015年8月25日,田中角荣的长子田中京与贯头山酒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杜宝海在北京建国饭店见面,畅谈了其父在华的情况,并表示要把老一辈开创的友好之路继续走下去,为贯头山酒业公司做一些实事。
2000年,企业改制,杜宝海任贯头山酒业公司董事、总经理。他把弘扬黄帝文化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有利抓手,对企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摒弃了原有的破旧与落后,深度挖掘贯头山酒的文化底蕴,大力弘扬渊远流长的迁安酒文化,坚定的确定了“以人为本重诚信,精良工艺育精品,挖掘文化拓市场,与时俱进谋发展”的经营战略,他投巨资修建了贯头山酒文化园,敬立了黄帝圣像及黄帝祖庭馆、建立了河北省第一家酒文化博物馆、展出了在迁安出土的与黄帝有关的文物、黄帝与迁安酒有关的传说和文物。并依据大量的历史依据,修建了百米诗酒文化长廊,展出了迁安白酒发展的历史典故与传说三十四幅浮雕。对魏晋时期的千年古泉和古井亭进行了有效保护。全厂生态环境美化、绿化、达到省级园林单位标准。收藏了大量的与酒和生活有关的传统文物、酒器、酒具,开辟了文化活动中心,名人书画展厅和庭外酒庄园等一系列设施,并在“至尊酒王”包装中印刷《迁安宝典》一书。还出版了上万本《贯头山酒话今昔》的书籍,坚定了弘扬民族传统酿酒工艺不动摇的信心和决心,为确保传统酿造酒的品质不动摇,企业做出了具大的努力和利益牺牲。
他认为自己抓传统文化的做法,就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的自信,让人们从厚重的贯头山酒文化中了解到迁安的历史文化。他举的是中华酒文化的大旗,干的是迁安文化的大业,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果真他的事迹被文化部诗酒文化协会领导发现和赏识,派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并肯定贯头山酒业做为中国酒文化的典型企业,拥有丰富的酒文化遗存、遗址、遗迹保存完好,著述和研究工作成绩突出,客观上指示了中国酒文化的研究方向,酒文化博览馆在收集,展示中国酒文化器具和文化宣传上,形成相当规模和特色,对贯头山酒文化的挖掘、领会和表达,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民族性和代表性,体现了科学、健康的传统文化品质。
2004年贯头山生产的酒王酒和精制特酿酒,被评为首届十大“中华文化名酒”创出了名牌,使贯头山酒业名声大振,为打造诚信迁安和提高迁安知名度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人民大会堂,铁木尔.达瓦买提、万国权等领导为其颁发了奖牌,奖杯和证书,同时也受到了迁安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和嘉奖。2006年又被文化部诗酒文化协会命名为“中国酒文化学术活动基地”,并在贯头山酒业公司召开了全国首届“中国酒文化学术年会”。至此公司又紧接着推出了定向储酒、婚宴专供酒和礼品酒,迎来了市场的高度认可,与此同时又以优质精美的“新唐山酒王酒”覆盖了唐山市场。贯头山酒多次被评为“河北省著名商标”、“河北省名牌产品”,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评为“中华老字号”。其酿酒技艺也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杜宝海也被确定为贯头山白酒技艺河北省非遗传人。
如今的贯头山酒,不仅是令迁安人骄傲的礼品酒,同时也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播迁安文化的载体,已传播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阜安”牌白小米是国家珍稀品种,产于迁安北部山区长城脚下,远离工业污染,纯净山水蕴育了该米洁白如玉的品质,属迁安独有的珍稀品种。“阜安”牌白小米米色洁白,粘软爽口,米香浓郁,回味悠长,具有祛脾胃中热、益气之功效。常食对调节视觉、安定情绪有一定作用,对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更有独道之处。
蒙古族的银饰品与其他民族一样,种类繁多,款式丰富,有着各自的图案形态和种类,在蒙古族佩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装饰作用,它天成一韵,构成了蒙古族银饰品朴素美观、繁复实用的民族民情,从纯真的纹样中,可以诠释和解读蒙古族佩饰的特点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意韵和部落习俗,从中体察蒙古民族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感。
蒙古民族酷爱装饰,银饰品也就成了他们美化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高原,还是牧场,蒙古族群众佩戴银饰品都非常普遍,由于同一族属但部落不同,银饰品的种类、造型、图案和佩戴方式也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和讲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其成为蒙古族佩饰中的亮点。一件小小的头簪、发钗、挂件常常就是一件信物,承载着人生美好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对金银饰品的使用历史,在考古挖掘的匈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银饰品。唐代是银饰品制作的繁盛期,品类多,分布也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长达数年的纷争状况,加之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蒙古地区日益成为金银的集散地,这为蒙古族银饰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元代后期,银饰品的制作逐渐商品化,从前只有富裕人家使用的银饰品,在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起来。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银饰品无论从内容图案,还是技术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银饰品的主题也逐渐增多,有花鸟鱼虫以及各种纹饰图案,还有诗情画意的词句,铸、刻、雕、焊技术等工艺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设计新颖,造型美观,每件银饰品上都有吉祥寓意,堪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进入明代,银饰品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官办的铸造局外,民间的银楼、银作坊也能制作和设计很多的银饰品。特别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银饰品的使用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不论贫富贵贱,女人戴银头饰、银首饰,男人腰垂银挂件已成时尚。蒙古族的银饰品,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图案和纹样。
在布朗族的婚礼习俗中,举行婚礼时众人要进行爬竿比赛,新娘必须拿出自己在婚前精心刺绣的“棉包锦囊”,内装五谷、银饰等物,挂在竹竿上,比赛结束将“囊”赠给胜利者,以示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