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绣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形象生动、逼真，质感强烈，它是以画稿为蓝本，“以针代笔”，“以线晕色”，在刻意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故其独特技艺，尽在“施针用线”之中。湘绣针法多变，以掺针为主，并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为70多种针法。线色万千，根据各种不同画稿的题材，运用各种不同的针法，选配各种不同色阶的绣线——丝线或绒线，凭借针法的特殊表现力和绣线的光泽作用，使绣制出来的物象，不但保存着画稿原有的笔墨神韵，而且通过刺绣工艺，增添了物象的真实性和立体感，起到了一般绘画所不及的艺术效果。以致湘绣独成一派，到清末“湘绣盛行，超越苏绣，已不沿顾绣之名。法在改蓝本、染色丝、非复故步矣。”从此，湘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人士，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誉为“浑笔墨于无痕，”“字格簪花，迹灭针线”。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湘绣出尽风头。长沙锦花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湘绣像，引起轰动。时湖南省主席何键授意以他人名义赠给罗斯福，传为佳话。该绣像现藏于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
解放后，湘绣工作者一改过去传统产品多为单面绣的工艺，着力发展双面绣艺术，同时又创造出难度更大的“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它在一块透明底料的正反两面，绣制出两个主题、构思、色彩、针法各异的物象。如双面全异绣“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一面绣的是“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一面绣的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样不仅出色地反映了木兰女扮男装，披坚执锐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脱去战时袍”身着女儿装的少女姣态，而且使对比的形象更加生动。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和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湘绣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绣品丰富多采。著名绣品有传统名牌“虎”、“狮”和“百鸟朝凤”等挂屏；有获“省优产品”的百鸟、百鱼、百花、百童、百蝶“五百”被面；还有众多的双面全异绣湘绣精品。(长沙)
氹仔鱼制作，多以切块，用铁镬或瓦罂熬制。氹仔鱼，质地鲜美，肉多不肥，有异于其他鱼塘养的鲩鱼，这种优势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是鱼生长时间长；其次是鱼长期吃青草饲料；三是长期流动的山坑水水质纯净，没污染；四是氹仔面积小，营养充足；五是种类单一，没有异类的角逐，生息时间较足。
圭岗氹仔鱼形成的原因是：圭岗处在阳春市西山山脉，农户多居住在山岭间。由于没有面积较大的平缓土地可用，村民只好在山岭间的房前屋后，开挖一些小面积的小水氹，一般直径2米—3米左右。蓄上水，在清明前后放上适量的鲩鱼苗，然后不定期在氹里放些青菜、蕉叶及其他杂草、蕃莳等喂养，直到春节前夕或隔年捕捞，就可以吃上几斤重或10多斤重的大鲩鱼。
圭岗人在小水氹里养鱼与阳春市西部部分村落利用稻田养鱼和古时岭南西江以南一带以鱼改善土壤的遗俗有关。唐朝末年，刘恂《岭表录异》一书载：西江以南农户等春雨积水就买来鲩鱼苗放在田里，一两年后，鲩鱼长大，把杂草连根吃掉，往后种稻就不长稗草，又可“收鱼利……乃是齐民之上术也”。可见，利用鲩鱼的食性除草和改良土壤，又可作菜肴，实是一举两得。
氹仔鱼已在阳春市成为家喻户晓的美味佳肴，春节前夕，又是送礼的佳品。
岗美腊鸭起源于阳春市岗美镇岗北油铺村李孟新家族，已有近百年历史，选优质麻鸭用传统手工艺制作而成，具有色泽鲜艳、醇香可口的特点，品质以秋冬时节的腊鸭最佳。
岗美腊鸭以其独特的风味饮誉粤西，是广东著名的土。岗美腊鸭的发源地是油铺村。油铺村有60多户人家，每年的中秋至春季，是村民制作腊鸭的黄金时期。其时，全村的房前屋背、池塘边、田埂上，甚至楼房顶都挂满色泽金黄的腊鸭，腊鸭香气弥满全村。
在油铺村，制作腊鸭最负盛名当数"鸭仔泳"，他原名叫李孔泳，因为他一生放鸭而美而名叫"鸭仔泳"。鸭仔泳的父亲叫李宗欣，生于19世纪末年，年轻时喜欢捉田老鼠腊制，长期帮地主放鸭。有一次他见到地主把死了的鸭仍到野外。李宗欣感到可惜，于是把死鸭捡回来，以制作老鼠的方法是行腊制，不期然，制作的腊鸭骨稣肉香。嗣后，李宗欣除了替人放鸭外，秋冬季节还要为人制作腊鸭。经过多年的摸索，李宗欣在腊鸭制作中摸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技巧，成为他日后的绝活。
1932年，李宗欣离开地主家，开始在自已家制作腊鸭，并把技巧传给自己的儿子李孔泳。李孔泳作为李家腊鸭的传人，在工作中又不断摸索和改进，制作的腊鸭更加色香味俱全。他的腊鸭，除在当地出售外，还挑到春北的春湾、合水等地销售。由于他货真物美，他的腊鸭便成为抢手货，很快，鸭仔泳的腊鸭驰名阳春各地。民国期间，他的腊鸭被本县政府1定为上等美味佳肴。
李孔泳于1997年去世，其子李孟新继承父业。
综观油铺村的腊鸭，一般以本地麻鸭为主要原料，原料不足时，才到县城进货。岗美腊鸭制作已有100年历史，成为一大地方的特色品牌。这个品牌，不仅当地人喜爱，秋冬两季，珠三角、香港、澳门等地的客人也慕名而来品尝和选购。
春砂仁是驰名中外的名贵中药材，据宋代的《开源通宝》和明代的《本草纲目》记载，春砂仁有性味辛温、健胃、行气调中、消食安胎的作用。用其制成的菜式，享誉四方。
阳春市委、市政府率先在马水镇和圭岗镇建起了万亩马水桔示范基地，在基地的辐射下，种植面积扩展至全市16个镇，马水橘的种植面积由1995年的3万亩发展到2003年的16.18万亩，年产量达20万吨，产值达8.3亿元。
2002年阳春市马水橘被省农业厅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中心认证为无公害农产品；2004年，阳春市被国家正式命名为“中国马水橘之乡”，经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审定，授予马水桔为“中华名果”，“广东省名牌产品”；在2008广东省优质柑橘评比活动中获得金质奖；2011年，阳春市圭岗镇高垌村（马水橘）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所谓“阳春面”，原指一种不加任何浇头的汤面，称“清汤光面”，是旧时上海最大众化的面点（也可作主食）之一。后因商贾人等忌讳“清”、“光”等不吉利字眼，有好事者取古乐曲名《阳春白雪》的阳春二字，改称为“阳春面”。是上海风味特色小吃之一，与生煎馒头五香豆一样格式在上海人心中。记得中学时读过日本作家票良平的《一碗阳春面》，那时起，对阳春面就有着一种良好印象，因为那面里有着亲情团结奋斗与抗争。后来发现阳春面不只是简单面食，里面蕴涵着的汁味竟然是上海滋味。上海阳春面讲究汤料，一大碗面，葱翠清汤青青白白，一抹面条排列整齐，如美女秀发一样惹眼养眼。这阳春面最早的汤料也的确是清水打底，后来，经过改进，使用清汤做底汤，才由清水变清汤。
如今阳春面大多配些浇头，也是花样百出，从低档咸菜萝卜辣酱到中档烤肉熏鱼酱排，还有高档黄鱼海鲜蟹黄等，可谓随心所欲了；碎菇虾皮紫菜也溜进阳春面，重重香味，将面味更上一码，让人齿颊留香流连难忘。尽管面含浇头多味多香，一旦吃起来，面是面，菜是菜，感觉两者根本就勿搭界。
阳春面之为上海的特色，就像大饼、油条、豆浆、粢饭“四大金刚”一样，乃是深深与上海人的生活维系在一起的。阳春面，是面中最便宜的东西，可依然保持着苏沪菜点的风格，不即不离、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蒙古族的银饰品与其他民族一样，种类繁多，款式丰富，有着各自的图案形态和种类，在蒙古族佩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装饰作用，它天成一韵，构成了蒙古族银饰品朴素美观、繁复实用的民族民情，从纯真的纹样中，可以诠释和解读蒙古族佩饰的特点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意韵和部落习俗，从中体察蒙古民族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感。
蒙古民族酷爱装饰，银饰品也就成了他们美化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高原，还是牧场，蒙古族群众佩戴银饰品都非常普遍，由于同一族属但部落不同，银饰品的种类、造型、图案和佩戴方式也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和讲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其成为蒙古族佩饰中的亮点。一件小小的头簪、发钗、挂件常常就是一件信物，承载着人生美好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对金银饰品的使用历史，在考古挖掘的匈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银饰品。唐代是银饰品制作的繁盛期，品类多，分布也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长达数年的纷争状况，加之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蒙古地区日益成为金银的集散地，这为蒙古族银饰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元代后期，银饰品的制作逐渐商品化，从前只有富裕人家使用的银饰品，在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起来。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银饰品无论从内容图案，还是技术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银饰品的主题也逐渐增多，有花鸟鱼虫以及各种纹饰图案，还有诗情画意的词句，铸、刻、雕、焊技术等工艺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设计新颖，造型美观，每件银饰品上都有吉祥寓意，堪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进入明代，银饰品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官办的铸造局外，民间的银楼、银作坊也能制作和设计很多的银饰品。特别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银饰品的使用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不论贫富贵贱，女人戴银头饰、银首饰，男人腰垂银挂件已成时尚。蒙古族的银饰品，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图案和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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