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银饰品与其他民族一样,种类繁多,款式丰富,有着各自的图案形态和种类,在蒙古族佩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装饰作用,它天成一韵,构成了蒙古族银饰品朴素美观、繁复实用的民族民情,从纯真的纹样中,可以诠释和解读蒙古族佩饰的特点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意韵和部落习俗,从中体察蒙古民族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感。
蒙古民族酷爱装饰,银饰品也就成了他们美化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高原,还是牧场,蒙古族群众佩戴银饰品都非常普遍,由于同一族属但部落不同,银饰品的种类、造型、图案和佩戴方式也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和讲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其成为蒙古族佩饰中的亮点。一件小小的头簪、发钗、挂件常常就是一件信物,承载着人生美好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对金银饰品的使用历史,在考古挖掘的匈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银饰品。唐代是银饰品制作的繁盛期,品类多,分布也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长达数年的纷争状况,加之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蒙古地区日益成为金银的集散地,这为蒙古族银饰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元代后期,银饰品的制作逐渐商品化,从前只有富裕人家使用的银饰品,在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起来。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银饰品无论从内容图案,还是技术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银饰品的主题也逐渐增多,有花鸟鱼虫以及各种纹饰图案,还有诗情画意的词句,铸、刻、雕、焊技术等工艺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设计新颖,造型美观,每件银饰品上都有吉祥寓意,堪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进入明代,银饰品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官办的铸造局外,民间的银楼、银作坊也能制作和设计很多的银饰品。特别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银饰品的使用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不论贫富贵贱,女人戴银头饰、银首饰,男人腰垂银挂件已成时尚。蒙古族的银饰品,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图案和纹样。
张氏折纸艺术的主要特征为纯手工折叠,所有作品不剪不粘,一双手,一张纸,一折到底,靠的是真功夫. 不管多复杂多逼真的作品拆开后仍然是一张完整的纸张,周边没有裁剪粘贴的痕迹。包含于张氏折纸艺术中纸雕作品富含民间气息,它依然秉承了不剪不粘的本质,承前启后,创新中求发展,辨证地吸收了刻纸技法,折叠步骤完成后,在作品上雕刻出花纹图案,使作品更有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张氏折纸艺术显示出小纸片,大创作;小作品,大智慧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理念。有的作品繁难复杂,却只由一张方纸折成,让人叹为观止,不可思议;有的作品看似简单,只有几个几何元素构成,折叠过程却暗含机巧,拆开后不能复原,让人想之不及。
第五代传承人的杰出代表张玉春,他可以出色的运用家传的折纸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折纸艺术水平。屡获大奖,影响很大。他的作品题材全面,涵概面广,人物动物植物,花鸟鱼虫,日常器物,军事题材......应有尽有,每种作品又造型不一,姿态各异,如百鸡图,百鸟图.......人物中有神话传说人物,古典文学人物,现代人物,1人物;动物包括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植物有四季花卉,松柏青竹;交通工具有车船飞机,自行车1车,兵器有1坦克等;日常用品有容器、笔、手表、灯笼等。
按照作品造型不同又分为半立体和立体折纸,半立体折纸是指作品整体或局部呈扁平状,多平面而少圆弧,几何元素单一,造型简单,给人一种扁、平、直的感觉,观赏角度只适合单一面;立体折纸其整体或局部呈三维状,造型多圆弧少平面,几何元素多样,造型复杂,给人以圆、空、透的感觉,如雕塑般。
在2005年第二届中国民间艺术博览会上,折纸作品《花龟》喜获银奖; 2007年4月在第42届国际旅游品和工艺品交易会暨国际礼品和家庭用品展上,作品《年年有余》获得金凤凰创新设计大奖银奖;2008年11月,在杭州和平会展中心举行的第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作品《龙》获得2008年“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银奖。
2007年12月,张玉春被大同市人民政府授予“大同市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这标志着党和政府对民间艺术的关注和对张玉春多年来辛勤耕耘的鼓励和对其艺术造诣的肯定。
2008年6月,张氏折纸艺术成为大同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2月,获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张氏折纸艺术是中国折纸文化的杰出代表,它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民间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有宝贵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非常值得抢救和保护。
现在张氏折纸艺术的第四、五、六代传承人怀着一种家族使命与文化责任,致力于张氏折纸艺术的整理、研究、创作、传承、保护和发展。
小米饭是大同人们餐桌上的金子。改革开放前,大同县人早上吃的是小米稠粥,晚上喝的是小米稀粥,久吃不腻。小米粥的做法看似简单却也是一门学问。做粥讲究火候,火候把握不好,做出来便呈混沌状态,既非稠粥也非稀粥,吃起来没什么滋味。做稠粥时,将小米陶尽,撒进开水煮上一阵,发觉快要“练”了,抓紧撇米汤,然后用微火焖,火大了,粥即会焖焦。焖好后,用勺子在锅里搅动,这就是所谓的“搅粥”。而后将粥铲进一只瓦盆里,上下左右颠摇,变成了一个腥团,杉里人叫“圆圪蛋”。这是稠粥。稠粥讲究个老到,稀粥橱要煮“练”,若是米崴野家,上浦下淀,那就不涯想了。好的小米做成稠粥,不仅绵还带一点甜。大同县的主妇们做酌粥不软不硬,色泽金黄,火候掌握的好。有时,还将山药和小米放在一块焖,做出来的稠粥吃起来更有滋味。
吃粥可以不用烩菜,倒几滴素油,就上一点咸菜,吃起来蛮香的。如果佐以烧茄子,或者拌豆腐,那味道就更好了。到现在,不管城里人怎么油条花卷的吃,大同县人民的早饭仍然是小米粥。
小米粥也是最养人的食物。村子里哪位殄亲要是没了奶,而她的孩子又正嗷嗷待哺.小米饭就是最好的乳汁了。乡村的很多孩子就是用一勺勺黄灿灿的小米汤喂大的。
湘绣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形象生动、逼真,质感强烈,它是以画稿为蓝本,“以针代笔”,“以线晕色”,在刻意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故其独特技艺,尽在“施针用线”之中。湘绣针法多变,以掺针为主,并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为70多种针法。线色万千,根据各种不同画稿的题材,运用各种不同的针法,选配各种不同色阶的绣线——丝线或绒线,凭借针法的特殊表现力和绣线的光泽作用,使绣制出来的物象,不但保存着画稿原有的笔墨神韵,而且通过刺绣工艺,增添了物象的真实性和立体感,起到了一般绘画所不及的艺术效果。以致湘绣独成一派,到清末“湘绣盛行,超越苏绣,已不沿顾绣之名。法在改蓝本、染色丝、非复故步矣。”从此,湘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人士,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誉为“浑笔墨于无痕,”“字格簪花,迹灭针线”。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湘绣出尽风头。长沙锦花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湘绣像,引起轰动。时湖南省主席何键授意以他人名义赠给罗斯福,传为佳话。该绣像现藏于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
解放后,湘绣工作者一改过去传统产品多为单面绣的工艺,着力发展双面绣艺术,同时又创造出难度更大的“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它在一块透明底料的正反两面,绣制出两个主题、构思、色彩、针法各异的物象。如双面全异绣“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一面绣的是“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一面绣的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样不仅出色地反映了木兰女扮男装,披坚执锐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脱去战时袍”身着女儿装的少女姣态,而且使对比的形象更加生动。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和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湘绣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绣品丰富多采。著名绣品有传统名牌“虎”、“狮”和“百鸟朝凤”等挂屏;有获“省优产品”的百鸟、百鱼、百花、百童、百蝶“五百”被面;还有众多的双面全异绣湘绣精品。(长沙)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人群结构,再加上浑源盛产高粱、豌豆、麦类和米,因此浑源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末战国初(约公元前五世纪)李峪庙坡所遗存的价值连城的青铜器中,有不少是温酒器和饮酒器,可见二千五百年前当地人不但有饮酒的习俗,也有制酒的工艺,不过所饮之酒是原始的人工发酵酒。
到汉朝时,泱泱的大汉帝国酿酒业已相当发达,酿酒作坊遍布全国各地,作为一向以豪饮自居的浑源当然也应该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员,为统筹酒的销售,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汉武帝时对酒实行严格的专营政策。始元六年的盐铁会议上,王公大臣们经过激烈的辩论才对酒的专营解禁,为酿酒,售酒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浑源烧酒究竟始于何代,史料无有明确记载,但从人们的记忆和传闻中至少可以推到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清乾隆版《浑源州志》将诗仙李白作为“寓贤”记载,说的是李白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同好友无演游完太原后,北出雁门尽兴游览恒山、悬空寺,被悬空寺的“惊险奇巧”所折服,于是醉书“壮观”两个大字,能将有齐眉之量的诗仙喝醉,可见当时浑源烧酒的品位。金初时状元刘撝,右丞相苏保衡曾攻读于翠屏山上的翠屏书院,每到冬季在严寒的环境中所研墨自动成冰,聪明的刘撝用烧酒研之,不但不结冰,而且墨汁香味四溢,所书之字倍增光彩。 到明朝时,浑源烧酒名气大震,已多见于史书,明正德元年(1506年)山西按察使郭显忠光顾很有名气的北岳甘泉,为这口酿酒的甘泉,挥毫题写了“甘泉诗”。诗曰:“鲰生坐井欲观天,谁传循良有孟坚。瘠土已看成乐土,苦泉宁不变甘泉。若教酿酒堪称圣,纵使箪瓢亦自贤。寄与观风行部者,民谣吏治一时传。”一句若教酿酒堪称圣,将浑源烧酒捧到神圣的地位。明代大旅行者徐霞客于崇祯六年(1633年)秋八月游览恒山,浑源后,不但写了极为精彩的《游恒山日记》,在品尝浑源烧酒后也留下了“酒味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地小蛇得味成龙”的名联。清乾隆年间浑源知州桂敬顺登岳顶而春望、把酒放歌,题书了“笑我登临成老大,尚待尊酒送斜阳”的诗句。精深的浑源酒文化早已同博大的诗词文化融汇于一起。
清朝时浑源的酒文化让国人魂牵梦绕,在华夏大地是广为流传开“吸水烟到兰州,唱烧酒浑源州”的趣话。当代著名记者、原新华社社长穆青于1947年从延安出发去西柏坡途经浑源沽浑源烧酒,与战友们边走边饮,甚感香醇无比,四十三年后穆青再度来浑,未曾忘怀当年饮酒之趣,重温北岳美酒,不由得挥毫题词:“北岳佳酿,香飘万里”。香飘万里道出了浑源烧酒的真谛。不断传承不断创新的浑源烧酒让人称奇叫绝,让人垂涎欲滴。每当驮帮驮着一篓篓烧酒穿行在恒山磁峡时,高亢的喝唱声,飘逸的酒香味,给人一种如痴如醉步入仙境的感觉。
至道光后浑源的酿酒业步入极盛时期,道光初年重修北岳恒山布施碑中上布施的制酒作坊就有近七十多处,这些缸房分别是:三泉益、永合盛、合成羡、仪盛鸣、光全仪、东盛明、德盛云、南双德、山永裕、恒荣功、和仪明、元成美、永成信、元恒盛、永功焕、永泉焕、万福昌、山玉美、乐盛荣、元成隽、三泰和、北三和、三义和、南三和、同新美、毓元缸房、永恒缸房、永盛缸房、永兴缸房、天元缸房、万和缸房、天德缸房、万恒缸房、万成缸房、永和缸房、中和缸房、永世缸房、永盛缸房、万元缸房、万通缸房、万顺缸房、万亿缸房、西兴缸房、正元缸房、万德缸房、万成缸房、醇美缸房、兴盛缸房、合顺缸房、泉成缸房、永泰缸房、恒茂缸房、万盛缸房、大德缸房、运成缸房、兴盛号、顾关缸房、毓和缸房、三义恒、裕丰恒、恒聚源、余缸房……
据晋政揖要记载:浑源酿酒缸房到光绪年间己发展到103家。规模较大的有冯缸坊、复隆缸坊、吕东缸坊、隆盛缸坊、集成缸坊、永金缸坊、永和缸坊、天元缸坊、天顺缸房、纯德缸房、泉溢缸坊、广泉缸坊、集义缸坊,泉盛缸坊、永世缸坊、永隆缸坊、天德缸坊、王成缸房等18家,从业人员近二千人,年产烧酒40万公斤,东销于京津,南销于石家庄、阜平、灵丘、邢唐,西销于西安、兰州,北销于绥远、包头、外蒙和乌兰巴托。清末明初酿酒业日渐萎缩,全县酿酒作坊只剩下四十五家,日寇占领浑源后酿酒业更加萧条,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全县酿酒缸坊只剩下八家,年产白酒不足15万公斤。1948年春由政府主持将“楼子缸坊”、“庆成厚”、“三泰常”、“福盛魁”四家制酒作坊兼并为国营酒厂,1953年定名为山西浑源酒厂,1992年秋更名为恒山酒厂。
浑源酿酒业从1995年后跃入全国酿酒行业500之强,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仅次于山西汾酒厂的酿酒骨干企业,特别老白干、北岳高粱酒、恒山春等系列产品荣获五项省优,三项部优和三项国际金奖。“八五”期间的五年中(1991——1995年)累计完成销售收入21845万元,上交利税4555万元,成为支撑浑源财政税收的顶梁柱,为浑源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现在的恒山酿酒厂厂长于梓又重新抗起了恒山酒旗,重振雄风,恒芪康白酒让浑源烧酒重新香飘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