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史籍均载,保山乃“金银宝贷之地”,早在公元1世纪,敦忍乙等永昌徼外的小国之君就开始遣使经永昌道向东汉王朝进献珍宝、悲翠等物。此后,保山——尤其是所辖腾冲很早便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与交通优势,成为我国历史上发育最早、规模最大、延续最久的翡翠集散地,并获得了“翡翠之城”的盛名.
如今腾冲境内虽不产玉,但历史上却素有“玉出腾越”之说,事实上斯说亦非妄言,因为至今仍以盛产翡翠闻名于世的“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内外,三宣、六慰皆受命于朝,而腾越且兼戛鸠、蛮莫、猛拱、猛养而有之”,而“蛮莫所产,曰白玉、翠玉、黑玉……猛密所产,宝石、宝沙、碧霞玺”(《腾越州志》)。明代以后,由于国之疆域多有变故,这些玉石主产地相继脱疆他属,但保山、腾冲作为世界性的玉石集散地的地位并未因此动摇,而且还由此于保山——腾冲——摩谷间形成了一条“玉石路”、“宝石路”:“大金沙江内外,万宝鳞萃……皆从腾越进,故州城八宝(保)街,旧讹为百宝街”。明代,宫廷采买官、太监、雄商大贾云集保山、腾冲,专购乃至专索珠宝玉石。杨升庵曾就此吟道:“永昌城南宝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铺……安得仙人缩地法,宝井移在长安街。”张含则曰:“成化年中宝石重,私家暗买官家用。”张志淳《南园漫录》载,“成化庚子,太监王举索宝石不获,遂疏其(孟密)叛木邦之罪,请征之”——索宝未遂便刀兵相加,“宝石”之“重”可见一斑。在历久不衰的“翡翠崇拜”中,腾冲不仅出现过“绮罗玉”、“段家玉”、“寸家玉”等一些价值连城的玉中极品,还出现了赵连海、张宝廷、刘采等诸多靠采玉或市玉而为巨富的“翡翠大王”,而玉石的集散量亦大得惊人——据民国时海关统计,1902年,登记入境的玉石为271担,1925年为376担
大规模的玉石贸易,使玉雕这门特殊的手工技艺应运而生并得以持续发展。至清末民初,仅腾冲城内即有翡翠作坊百余家,玉雕工匠三千余人,所琢“器皿发售滇垣各行省,上品良玉,多发往粤东、上海、闽、浙、京都”(寸开泰《腾越乡土志》),一派繁荣景象。由于历代匠人多注生良玉精品,遗贸下来的大量次料、脚料不屑加工,久而久之,便出现了有些人家用玉石铺路砌墙的趣话,以至后来人们在开基建房时,常有挖出大坑玉石的妙事发生——直到1997年,市政部门在对某街区实施改造时,犹有不少人挥镐舞锄,争相到施工现场“淘玉”。如愿以偿者变不乏其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腾冲一度沦陷于日寇铁蹄,玉市转衰;战后数十年商道中断,翡翠集散地渐移至泰国清迈,边地玉石贸易及加工亦随之萧条。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重开及腾密公路的修复通车,腾冲的翡翠业才重又恢复了蓬勃的生机,经营规模及加工技术、艺术水平亦有了长足的进步。1994年孟厦,腾冲县人民政府还成功地举办了“腾冲国际翡翠交易节”,从而使前人“忆昔繁华百宝街,雄商大贾挟资来”的咏叹再度成为海内外宾客的眼见之实,而“翡翠城”及其璀璨夺目的珠光宝气,也随之成为八方来客啧啧称赏的迷人风景。( 保山)
在双涧镇沿涡河的丁土楼一带,盛产一种大个西瓜,大的约有五十斤左右,人们叫它“笨”西瓜。
“笨”西瓜不仅个头大,而且是甜沙瓤,细分起来,还有如下不同品种:第一种是三异瓜,白皮、红瓤、黑籽;第二种是柳叶青皮瓜或核桃皮瓜,黄瓤、红籽;第三种为三白瓜,白皮、白瓤、白籽。
这种“笨”西瓜,最适宜沙质土壤和两合土种植,粘土稍次。瓜种为瓜农们自选、自存。点种时,把瓜籽头朝下尾朝上种下,出苗以后,匀苗定苗、培土断头,留鸡爪形的蔓,追肥,压秧、防治病虫害。最重要的是要施足底肥,以饼肥为主,沤透发酵,与土杂肥一起上到地里,长出的瓜甜美无比。
据考,西瓜在我国已有一千余年历史,五代时,胡峤居契丹,始食西瓜,西瓜具有丰富的营养和很多的药用功效。吴朝《日用本草》载;西瓜为葫芦科植物,瓜瓤甘、寒,入心、胃、膀胱经;清热解暑,止渴利尿;含瓜胺酸、呲唑丙酸、甜菜碱、维生素C及多种挥发性成份,具有降压作用。
特色:色泽分明
造型别致
鲜辣滑嫩
晶莹剔透
蒙古族的银饰品与其他民族一样,种类繁多,款式丰富,有着各自的图案形态和种类,在蒙古族佩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装饰作用,它天成一韵,构成了蒙古族银饰品朴素美观、繁复实用的民族民情,从纯真的纹样中,可以诠释和解读蒙古族佩饰的特点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意韵和部落习俗,从中体察蒙古民族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感。
蒙古民族酷爱装饰,银饰品也就成了他们美化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高原,还是牧场,蒙古族群众佩戴银饰品都非常普遍,由于同一族属但部落不同,银饰品的种类、造型、图案和佩戴方式也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和讲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其成为蒙古族佩饰中的亮点。一件小小的头簪、发钗、挂件常常就是一件信物,承载着人生美好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对金银饰品的使用历史,在考古挖掘的匈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银饰品。唐代是银饰品制作的繁盛期,品类多,分布也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长达数年的纷争状况,加之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蒙古地区日益成为金银的集散地,这为蒙古族银饰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元代后期,银饰品的制作逐渐商品化,从前只有富裕人家使用的银饰品,在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起来。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银饰品无论从内容图案,还是技术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银饰品的主题也逐渐增多,有花鸟鱼虫以及各种纹饰图案,还有诗情画意的词句,铸、刻、雕、焊技术等工艺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设计新颖,造型美观,每件银饰品上都有吉祥寓意,堪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进入明代,银饰品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官办的铸造局外,民间的银楼、银作坊也能制作和设计很多的银饰品。特别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银饰品的使用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不论贫富贵贱,女人戴银头饰、银首饰,男人腰垂银挂件已成时尚。蒙古族的银饰品,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图案和纹样。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康巴美,美在它的山水;
康巴美,美在它的传统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如五彩神衣般美妙的服装服饰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创造者——勤劳智慧的康巴人。
藏族人民自古生活在祖国大西南广阔的万里雪域高原上,他们就在世界屋脊上过着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和半收半农的生活。因而在服饰上有独特典型的雪域高原民族风格。由于地域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藏区各地服饰于整体中也各具特色。一般来说,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的卫藏服饰雍容华贵,等级分明;甘青地区的安多服饰富丽堂皇,于统一中局部多变,而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的服装服饰则宽大粗犷、英武健美、豪气洒爽。
康巴,包栝西藏昌都,云南迪庆,青海玉树、果洛,四川甘孜、阿坝等地区,康巴服饰因小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之差异,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康巴服饰习俗,俗称康装。它以其夸张的形制、明朗的色彩、古朴的纹饰、厚重的质地、多彩的款式、深邃的文化内涵,在藏族服装服饰艺术中独树一帜而令人耳目一新。 仅康巴地区的妇女服饰、在民间就有一首古老的民歌这样传唱赞美:
“我虽不是昌都人,昌都装饰我知道,昌都装饰要我讲,铜带环腰口琴吊;
我虽不是贡觉人,贡觉装饰我知道,贡觉装饰要我讲,项殊三串胸前抛;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霍柯人,霍柯装饰我知道,霍柯装饰要我讲,红绿带几绕满腰;
我是不是达多人,达多装饰我知道,达多装饰要我讲,红绳扎发围头绕;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我至不是巴塘人,巴塘装饰我知道,巴塘装饰要我讲,银丝缠发额前飘;
我虽不是盐井人,盐井装饰我知道,盐井装饰要我讲,头包风帕腰悬刀。
我至不是昌台人,昌台装饰我知道,昌台装饰要我讲,巴戈盘发宝光耀。”
康巴服饰文化的古老倩影
丰富多彩的康巴藏族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是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实用美术和文化艺术结晶,集中体现着它的创造者——藏族人民无穷的智慧、创造力、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独特的藏族服饰,对于生息、繁衍在世界屋脊的高原藏民族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所有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康巴藏族服装服饰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进、融会的漫长历史。
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装饰品约有50多件,有笄、磺、环、珠、项饰、镯、贝饰。牌饰和垂饰,质料则有石、玉、骨、贝等。装饰品大部分均磨制光滑,制造精细。这些远古先民创造的人体装饰物,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在材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的多样丰富性和独特的区域性特征。
川、甘、青、新疆等地是历史上形成藏族部落和部落活动生息的地区,在接近青藏高原的哈密地区,发现的原始社会公墓出土的干尸,距今有约3000年的历史。古尸的服饰基本特征和康巴藏民族今天的服饰十分相似,如头发梳成许多条辫子,男尸往往头戴毡帽;身穿毛皮或皮革大衣、长皮裤、毛织品长袍;脚穿长统皮靴、靴筒外还有毛织带裹腿;腰间束袋,佩有小铜刀。女尸则身穿毛织品长袍,腰际束带,同时脚着长统皮靴,以毛织带裹腿。皮靴上还附以小件铜制装饰品,各色毛织物的色泽鲜艳。大多以红、绿、褐、黑等色彩组成的大小方格和彩条,非常美观大方。
在青海平安县古墓内出土的画像砖,内容有宴饮、甲骑、仙人、力士、神马等6种图案,其中宴欢人物一臂赤露,今日康巴藏族人仍保留着这种半着衣半裸臂的习俗。据此推断,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远古藏族先民的服饰习俗里,就已具备了现代康巴藏族服饰的基本结构特征。
据史载:“东女国,(康巴一带)皆披发,皮革制成鞋,其女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天穿羔裘衣服,饰以纹锦。”
在藏北发现的岩画中的人物形象亦有不少编发者或脑后“披发”长飘的形象,多数人物都着一种裙袍式的皮毛长衣,这些都与文献记载的当地地域及人文特征极为相似。
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还出土了一件彩陶靴,通高 11.6厘米,底长 14.3厘米,陶靴内空,靴为圆形,为夹砂红陶,表面施红色,并绘黑彩,靴帮与靴底衔接处向内凹曲,靴底前尖后方,靴筒绘对称双线回纹,靴饰双线带纹和三角纹,线条流畅,纹路清晰,造型与现代藏式统靴相似,说明早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会制作和穿用具有高原地域特征能防寒保暖的长统靴子,并具备了装饰美化的造型审美能力。
吐蕃早期,藏族人的发型和面饰继承了原始社会的一些习俗。例如“赭面”就是指藏区北方草原牧民习惯用一种赭石色矿质(有资料说亦是一种动物血)涂擦面部,起到防晒、防冻、防风雪、护肤的作用,同时,美饰面容并兼颜宗教信仰色彩作用的习俗。吐蕃人以此俗为美,由于吐蕃时期疆域辽阔,各地区的服饰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和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优势,造成了各地区服饰的较大差异,其主要表现在藏区东北部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的服饰差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