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蝉是在夏季,每天傍晚,蝉群落在草丛中时,蝉翼被露水浸湿,不能飞起,妇女们就赶快把蝉拣入竹箩里,回后后入锅焙干制酱。蝉酱有清热解毒,去痛化肿的医疗作用。
傣族人普遍喜食蚂蚁蛋,经常食用的是一种筑巢于树上的黄蚂蚁,取蚂蚁蛋时,先将蚂蚁驱走,然后取蛋,蚂蚁蛋大小不一,有的大如绿豆,有的小如米粒,洁白晶亮,洗净晒干,与鸡蛋一起炒食,其味鲜美可生食又可熟食,生食时制酱,熟食时用鸡蛋穿衣套炸,常用的酸果、苦瓜、苦笋、冲天椒,辅以野生的花椒、芫荽、蒜、香茅草,风味纯正,清洁卫生。
蒙古族的银饰品与其他民族一样,种类繁多,款式丰富,有着各自的图案形态和种类,在蒙古族佩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装饰作用,它天成一韵,构成了蒙古族银饰品朴素美观、繁复实用的民族民情,从纯真的纹样中,可以诠释和解读蒙古族佩饰的特点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意韵和部落习俗,从中体察蒙古民族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感。
蒙古民族酷爱装饰,银饰品也就成了他们美化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高原,还是牧场,蒙古族群众佩戴银饰品都非常普遍,由于同一族属但部落不同,银饰品的种类、造型、图案和佩戴方式也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和讲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其成为蒙古族佩饰中的亮点。一件小小的头簪、发钗、挂件常常就是一件信物,承载着人生美好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对金银饰品的使用历史,在考古挖掘的匈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银饰品。唐代是银饰品制作的繁盛期,品类多,分布也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长达数年的纷争状况,加之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蒙古地区日益成为金银的集散地,这为蒙古族银饰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元代后期,银饰品的制作逐渐商品化,从前只有富裕人家使用的银饰品,在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起来。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银饰品无论从内容图案,还是技术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银饰品的主题也逐渐增多,有花鸟鱼虫以及各种纹饰图案,还有诗情画意的词句,铸、刻、雕、焊技术等工艺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设计新颖,造型美观,每件银饰品上都有吉祥寓意,堪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进入明代,银饰品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官办的铸造局外,民间的银楼、银作坊也能制作和设计很多的银饰品。特别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银饰品的使用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不论贫富贵贱,女人戴银头饰、银首饰,男人腰垂银挂件已成时尚。蒙古族的银饰品,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图案和纹样。
土家族的工艺美术包括土家织锦、挑花、刺绣、制陶、印染、雕刻、编织等多种门类。它们既为世世代代土家族人所创造,又为其所享用。从而,深深植根于土家族风俗习惯之中,默默地与土家族人的生活常在,真真切切地表现着土家族人的审美观和艺术情趣。
在土家族人聚居地区,姑娘出嫁,娘家除打发一套木器嫁妆外,还要打发铺盖。这些铺盖中最珍贵的是土家织锦被盖。这些织锦被盖既有长辈亲属陪送的,也有姑娘自己学会织锦后,在织机上一线一梭亲手创作攒积下来的。这种姑娘自己手织的织锦被盖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爱征,更是土家族人衡量一个姑娘是否聪明、勤劳的标记,一种人品价值的尺度。因此,织土家锦就成为土家族姑娘们一种普遍习惯。在一些地区,很早以前出现的“女勤手织,户多机声”的情形,现在,有了新的发展。
土家织锦是在木制斜腰机式织机上织成的。这种织机由机架、机杼、滚子、坐板等主要部件组成。织锦姑娘坐在坐板上手拿牛骨或银、铜等金属挑刀,旁边摆一只麻篮,麻篮里摆好彩线便开始织锦。土家织锦讲究配色,一般以红、蓝、青色棉线为经线,自由选择各色棉线、丝线或者毛线作纬线,采取通经断纬,反面挑织的方法织成。
土家族姑娘长到十二、三岁便坐上了织机坐板,系上了腰带,在大人的传授下开始学织锦了。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年余,小姑娘便成了基本掌握织锦技巧,能单独上机的小织女。至于技艺的娴熟精妙,掌握传统图案的多少,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的体现,就全靠织女本人的灵敏性和刻苦研磨精神了。
织锦姑娘们通过辛苦劳动,世代淘选积累,基本定型的传统图案已达二百余种,其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土家织锦与土家族人的生活习俗密不可分的依承交融,土家族人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成了土家织锦的题材范围。
一、表现动物的题材
土家族人大都世代居住山区的,因而,对于栖息山林的飞禽走兽同饲养的家禽家畜几乎一样的熟悉。于是表现各种动物的图案成了土家织锦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石必(小兽)花、猴手花、野鸡尾巴花、阳雀花、大小狗牙齿花、猫脚迹花、马必(小马)花、虎头花等。
二、表现植物的题材
土家族人爱美,爱自然,爱绿色生命,喜爱种植与丰获,并在劳动中,把自己的创造与大自然的杰作融为一体。土家织锦传统图案中,出现大量的表现植物的画幅,就是土家族人这一习惯的体现。如梅花、藤藤花、韭菜花、玫瑰花、月月红、金勾莲花、臭牡丹花、各种菊花、八角香花、刺花、梭罗树、胭脂花等等,在织锦姑娘的巧手编织下,美丽鲜艳得使蝶恋蜂惑。
三、表现生活用具的题材
土家族人热爱生活,也善于生活。走进土家木屋,你见到一件件既平常又实用的家具用器,表现在土家织锦图案中绝妙得耐人寻味。如桌子花、椅子花、粑粑架花、棋盘花、桶盖花、箱子花、豆腐架子花等等,样样织进了织锦图案。
四、表现了土家族风俗习惯的题材
如每到秋收过后,土家族山寨常常看见在弯曲的山道上,走着的迎亲队伍中,新娘的花花轿子和督官、送亲客、打旗帜的、打镏子的、吹唢呐的、骑马的、牵马的、抬嫁妆的(箱子、柜子、桌子、椅子子、被盖、花瓶、梳妆台)等等形象却进入了土家织锦《迎亲图》的画面,把土家织锦巧妙地植根于民俗之中。
五、表现土家族历史政治的题材
历史上,土家族长期受治于土司制度,封建土司也分大小等级,土家族人把土司王看作是权利与统治的中心,于是土家织锦中就有了“四凤抬印”、“土王五颗印”等图案。印是统治权利的象征,对印的认可与畏惧是土家族人的一种文化心里。“四凤抬印”是四只生气勃勃的凤凰拱抬着一颗方形大印。“土王五颗印”,是土王的中间一颗大印连着四方的四颗小印,寓意着权利的核心是土王,土王辖四方小土司。这种层次意识在许多土家族习俗中都有表现。比如长幼有序、看重家族等等习惯。
六、深受汉文化影响和启迪的题材
无论从心里状态还是处世习惯来看,土家族人是开放型的民族,因而,受汉文化影响较快。比如,土家族人的喜欢吉祥、功名意识等等习惯与汉文化是同一的。于是“福禄寿喜”、“长命富贵”、“鲤鱼跳龙门”、“二龙抢宝”、“一品当朝”、“双凤朝阳”、“狮子滚绣球”、“喜子花”、“龙船花”、“龙云图”等等进入了土家织锦的传统图案。
摘自《中国土家族习俗》
蒙城西南,距城四十五华里的曹街子,村子周围附近,约百亩地上,盛产萝卜,远近闻名,妇孺皆知。建国前,乡土教材亦有记载:“曹街子萝卜,坛城的白菜……”。故此,曹街子萝卜,远销南京、蚌埠、淮南、界首;近销蒙城、涡阳、利辛、凤台等地。凡往来经过曹街子的客商行人,总是要买些带回去,有的人还专程来此地购买。
曹街子萝卜,明清时期,就很驰名。它不仅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即味道好,颜色正,内瓤白嫩清脆,甜辣适口,而且还富有医药价值,如伤风感冒,咳嗽气闷,吃后感到舒服,似乎病情减轻,所以,萝卜又叫“顺气丸”。人们常说:“吃冬萝卜喝清茶,饿坏大夫算个啥。”所以有些人总时常把萝卜作为客桌上的一种食品,或者当作礼物送人。
曹街子共有一百二十多户人家,曹姓居多,庄中间有一条东西街道,约两千多口人,几乎家家都有萝卜生产园地,亩儿八分不等,大都靠萝卜生产,增加经济收入。因为不论大小集镇市场,一听说是曹街子萝卜,极好出售。曹街子萝卜颜色有两种,即:青、红两种。萝卜的形状亦是两种:一种是圆形,生长在土层上面,显得又大又圆,叫“大顶红”;一种是长形,生长在土层下面,乍看之下,似小而实大,又叫“贼不偷”。这两种类型的萝卜,最大的可长到二至三公斤,一般的一公斤以上。每到秋末冬初,收获季节,异常喜人。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康巴美,美在它的山水;
康巴美,美在它的传统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如五彩神衣般美妙的服装服饰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创造者——勤劳智慧的康巴人。
藏族人民自古生活在祖国大西南广阔的万里雪域高原上,他们就在世界屋脊上过着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和半收半农的生活。因而在服饰上有独特典型的雪域高原民族风格。由于地域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藏区各地服饰于整体中也各具特色。一般来说,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的卫藏服饰雍容华贵,等级分明;甘青地区的安多服饰富丽堂皇,于统一中局部多变,而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的服装服饰则宽大粗犷、英武健美、豪气洒爽。
康巴,包栝西藏昌都,云南迪庆,青海玉树、果洛,四川甘孜、阿坝等地区,康巴服饰因小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之差异,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康巴服饰习俗,俗称康装。它以其夸张的形制、明朗的色彩、古朴的纹饰、厚重的质地、多彩的款式、深邃的文化内涵,在藏族服装服饰艺术中独树一帜而令人耳目一新。 仅康巴地区的妇女服饰、在民间就有一首古老的民歌这样传唱赞美:
“我虽不是昌都人,昌都装饰我知道,昌都装饰要我讲,铜带环腰口琴吊;
我虽不是贡觉人,贡觉装饰我知道,贡觉装饰要我讲,项殊三串胸前抛;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霍柯人,霍柯装饰我知道,霍柯装饰要我讲,红绿带几绕满腰;
我是不是达多人,达多装饰我知道,达多装饰要我讲,红绳扎发围头绕;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我至不是巴塘人,巴塘装饰我知道,巴塘装饰要我讲,银丝缠发额前飘;
我虽不是盐井人,盐井装饰我知道,盐井装饰要我讲,头包风帕腰悬刀。
我至不是昌台人,昌台装饰我知道,昌台装饰要我讲,巴戈盘发宝光耀。”
康巴服饰文化的古老倩影
丰富多彩的康巴藏族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是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实用美术和文化艺术结晶,集中体现着它的创造者——藏族人民无穷的智慧、创造力、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独特的藏族服饰,对于生息、繁衍在世界屋脊的高原藏民族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所有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康巴藏族服装服饰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进、融会的漫长历史。
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装饰品约有50多件,有笄、磺、环、珠、项饰、镯、贝饰。牌饰和垂饰,质料则有石、玉、骨、贝等。装饰品大部分均磨制光滑,制造精细。这些远古先民创造的人体装饰物,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在材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的多样丰富性和独特的区域性特征。
川、甘、青、新疆等地是历史上形成藏族部落和部落活动生息的地区,在接近青藏高原的哈密地区,发现的原始社会公墓出土的干尸,距今有约3000年的历史。古尸的服饰基本特征和康巴藏民族今天的服饰十分相似,如头发梳成许多条辫子,男尸往往头戴毡帽;身穿毛皮或皮革大衣、长皮裤、毛织品长袍;脚穿长统皮靴、靴筒外还有毛织带裹腿;腰间束袋,佩有小铜刀。女尸则身穿毛织品长袍,腰际束带,同时脚着长统皮靴,以毛织带裹腿。皮靴上还附以小件铜制装饰品,各色毛织物的色泽鲜艳。大多以红、绿、褐、黑等色彩组成的大小方格和彩条,非常美观大方。
在青海平安县古墓内出土的画像砖,内容有宴饮、甲骑、仙人、力士、神马等6种图案,其中宴欢人物一臂赤露,今日康巴藏族人仍保留着这种半着衣半裸臂的习俗。据此推断,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远古藏族先民的服饰习俗里,就已具备了现代康巴藏族服饰的基本结构特征。
据史载:“东女国,(康巴一带)皆披发,皮革制成鞋,其女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天穿羔裘衣服,饰以纹锦。”
在藏北发现的岩画中的人物形象亦有不少编发者或脑后“披发”长飘的形象,多数人物都着一种裙袍式的皮毛长衣,这些都与文献记载的当地地域及人文特征极为相似。
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还出土了一件彩陶靴,通高 11.6厘米,底长 14.3厘米,陶靴内空,靴为圆形,为夹砂红陶,表面施红色,并绘黑彩,靴帮与靴底衔接处向内凹曲,靴底前尖后方,靴筒绘对称双线回纹,靴饰双线带纹和三角纹,线条流畅,纹路清晰,造型与现代藏式统靴相似,说明早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会制作和穿用具有高原地域特征能防寒保暖的长统靴子,并具备了装饰美化的造型审美能力。
吐蕃早期,藏族人的发型和面饰继承了原始社会的一些习俗。例如“赭面”就是指藏区北方草原牧民习惯用一种赭石色矿质(有资料说亦是一种动物血)涂擦面部,起到防晒、防冻、防风雪、护肤的作用,同时,美饰面容并兼颜宗教信仰色彩作用的习俗。吐蕃人以此俗为美,由于吐蕃时期疆域辽阔,各地区的服饰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和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优势,造成了各地区服饰的较大差异,其主要表现在藏区东北部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的服饰差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