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蝉是在夏季,每天傍晚,蝉群落在草丛中时,蝉翼被露水浸湿,不能飞起,妇女们就赶快把蝉拣入竹箩里,回后后入锅焙干制酱。蝉酱有清热解毒,去痛化肿的医疗作用。
傣族人普遍喜食蚂蚁蛋,经常食用的是一种筑巢于树上的黄蚂蚁,取蚂蚁蛋时,先将蚂蚁驱走,然后取蛋,蚂蚁蛋大小不一,有的大如绿豆,有的小如米粒,洁白晶亮,洗净晒干,与鸡蛋一起炒食,其味鲜美可生食又可熟食,生食时制酱,熟食时用鸡蛋穿衣套炸,常用的酸果、苦瓜、苦笋、冲天椒,辅以野生的花椒、芫荽、蒜、香茅草,风味纯正,清洁卫生。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康巴美,美在它的山水;
康巴美,美在它的传统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如五彩神衣般美妙的服装服饰文化;
康巴美,美在它的创造者——勤劳智慧的康巴人。
藏族人民自古生活在祖国大西南广阔的万里雪域高原上,他们就在世界屋脊上过着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和半收半农的生活。因而在服饰上有独特典型的雪域高原民族风格。由于地域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藏区各地服饰于整体中也各具特色。一般来说,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的卫藏服饰雍容华贵,等级分明;甘青地区的安多服饰富丽堂皇,于统一中局部多变,而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的服装服饰则宽大粗犷、英武健美、豪气洒爽。
康巴,包栝西藏昌都,云南迪庆,青海玉树、果洛,四川甘孜、阿坝等地区,康巴服饰因小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之差异,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康巴服饰习俗,俗称康装。它以其夸张的形制、明朗的色彩、古朴的纹饰、厚重的质地、多彩的款式、深邃的文化内涵,在藏族服装服饰艺术中独树一帜而令人耳目一新。 仅康巴地区的妇女服饰、在民间就有一首古老的民歌这样传唱赞美:
“我虽不是昌都人,昌都装饰我知道,昌都装饰要我讲,铜带环腰口琴吊;
我虽不是贡觉人,贡觉装饰我知道,贡觉装饰要我讲,项殊三串胸前抛;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珠金莲抱;
我虽不是霍柯人,霍柯装饰我知道,霍柯装饰要我讲,红绿带几绕满腰;
我是不是达多人,达多装饰我知道,达多装饰要我讲,红绳扎发围头绕;
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我至不是巴塘人,巴塘装饰我知道,巴塘装饰要我讲,银丝缠发额前飘;
我虽不是盐井人,盐井装饰我知道,盐井装饰要我讲,头包风帕腰悬刀。
我至不是昌台人,昌台装饰我知道,昌台装饰要我讲,巴戈盘发宝光耀。”
康巴服饰文化的古老倩影
丰富多彩的康巴藏族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是居住在藏区东部的康巴人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实用美术和文化艺术结晶,集中体现着它的创造者——藏族人民无穷的智慧、创造力、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独特的藏族服饰,对于生息、繁衍在世界屋脊的高原藏民族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所有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康巴藏族服装服饰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进、融会的漫长历史。
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装饰品约有50多件,有笄、磺、环、珠、项饰、镯、贝饰。牌饰和垂饰,质料则有石、玉、骨、贝等。装饰品大部分均磨制光滑,制造精细。这些远古先民创造的人体装饰物,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在材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的多样丰富性和独特的区域性特征。
川、甘、青、新疆等地是历史上形成藏族部落和部落活动生息的地区,在接近青藏高原的哈密地区,发现的原始社会公墓出土的干尸,距今有约3000年的历史。古尸的服饰基本特征和康巴藏民族今天的服饰十分相似,如头发梳成许多条辫子,男尸往往头戴毡帽;身穿毛皮或皮革大衣、长皮裤、毛织品长袍;脚穿长统皮靴、靴筒外还有毛织带裹腿;腰间束袋,佩有小铜刀。女尸则身穿毛织品长袍,腰际束带,同时脚着长统皮靴,以毛织带裹腿。皮靴上还附以小件铜制装饰品,各色毛织物的色泽鲜艳。大多以红、绿、褐、黑等色彩组成的大小方格和彩条,非常美观大方。
在青海平安县古墓内出土的画像砖,内容有宴饮、甲骑、仙人、力士、神马等6种图案,其中宴欢人物一臂赤露,今日康巴藏族人仍保留着这种半着衣半裸臂的习俗。据此推断,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远古藏族先民的服饰习俗里,就已具备了现代康巴藏族服饰的基本结构特征。
据史载:“东女国,(康巴一带)皆披发,皮革制成鞋,其女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天穿羔裘衣服,饰以纹锦。”
在藏北发现的岩画中的人物形象亦有不少编发者或脑后“披发”长飘的形象,多数人物都着一种裙袍式的皮毛长衣,这些都与文献记载的当地地域及人文特征极为相似。
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还出土了一件彩陶靴,通高 11.6厘米,底长 14.3厘米,陶靴内空,靴为圆形,为夹砂红陶,表面施红色,并绘黑彩,靴帮与靴底衔接处向内凹曲,靴底前尖后方,靴筒绘对称双线回纹,靴饰双线带纹和三角纹,线条流畅,纹路清晰,造型与现代藏式统靴相似,说明早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会制作和穿用具有高原地域特征能防寒保暖的长统靴子,并具备了装饰美化的造型审美能力。
吐蕃早期,藏族人的发型和面饰继承了原始社会的一些习俗。例如“赭面”就是指藏区北方草原牧民习惯用一种赭石色矿质(有资料说亦是一种动物血)涂擦面部,起到防晒、防冻、防风雪、护肤的作用,同时,美饰面容并兼颜宗教信仰色彩作用的习俗。吐蕃人以此俗为美,由于吐蕃时期疆域辽阔,各地区的服饰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和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优势,造成了各地区服饰的较大差异,其主要表现在藏区东北部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的服饰差异上。
在布朗族的婚礼习俗中,举行婚礼时众人要进行爬竿比赛,新娘必须拿出自己在婚前精心刺绣的“棉包锦囊”,内装五谷、银饰等物,挂在竹竿上,比赛结束将“囊”赠给胜利者,以示吉祥。
张长林(1826-1906)字明山,后以字行。自幼随父亲从事泥塑制作,练就一手绝技。他只须和人对面坐谈,搏土于手,不动声色,瞬息而成。面目径寸,不仅形神毕肖,且栩栩如生须眉俗动。“泥人张”彩塑创作题材广泛,或反映民间习俗,或取材于民间故事、舞台戏剧,或直接取材于《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所塑作品不仅形似,而且以形写神,达到神形兼具的境地。“泥人张”彩塑用色简雅明快,用料讲究,所捏的泥人历经久远,不燥不裂,栩栩如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外国人早就以重金购买,“置诸博物馆中,供观赏。”在历届展览会上它都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作品。日本芦屋市的1座中国近代艺术馆为"天津泥人张彩塑"建立了陈列专室,展出彩塑作品58件。近年来“泥人张”彩塑积极地推动国际间文化艺术的友好交流,成为中外交往的桥梁。
天津“泥人张”彩塑艺术是近代民间发展起来的著名工艺美术流派,这支数代相传的艺术之花,扎根于古代泥塑艺术的传统土壤中,再经大胆创新,遂成为今日津门艺林一绝。
在张明山的时代,天津有许多从事泥人制作的民间艺人,但在张明山的泥人作品叫响以后,许多从事泥人制作的艺人都纷纷改行了,其原因就是泥人张的作品太过精致。许多人在惊叹之余更是对制作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张宇介绍说,张家的制作秘方是不为世人所知的绝招。选料一晒二搅三过滤
“泥人张”的作品好坏,首先要看使用的原料———泥的好坏。张明山在反复比较后发现,当时天津西郊区古河道地下一米处有一层红色黏土(俗称胶泥),这里的黏土粘性极强,含沙量特别小,非常适合作为制作泥人的原料。于是,张明山就与当地的农民达成协议,每隔一段时间,就让农民将晒干后的黏土送到张明山居住的西北角韦驮庙胡同,然后将这些土进行一次过滤。
据说从宋代开始,惠山就有泥人了。清朝以后,泥人的生产和销售达到了鼎盛时期。惠山泥人是用惠山脚下的泥土制成的。这种泥土不仅细腻韧糯,可塑性强,而且千而不裂,弯而不断。早在北宋照宁七年,苏轼途经无锡,即有“惠泉山下土如糯”的诗句。现在的惠山泥人,发展到用石膏制作,解决了惠山泥资源短缺的问题。
惠山早期泥人大致有1、人像和各种动物。前者售于佛教信徒作供奉用,后者作为儿童玩具。它们的长度一般在3—7厘米:造型简朴,粗犷略带夸张,绘彩色调鲜艳、单纯,对比强烈,显露出浓郁的江南乡土气息。其代表作是一对男女儿童,即泥塑大阿福。两个泥娃头绾双髻,笑容可掬,赤足盘膝,怀抱异兽,娇憨稚气,运人喜爱。
关于泥人阿福,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古时惠山有四只怪兽,即毒龙、恶虎、臭鼋和刁马,经常伤害人畜,践踏庄稼。后来有对名力阿福的双胞兄妹入山与四怪搏斗,四怪被除,兄妹俩亦因流血过多,离开人间。人们捏制了他俩生前形象,以作纪念。大阿福经过历代艺人的再三创作,栩栩如生,给人以健康、幸福和美好的感受。
惠山泥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手捏戏文、京剧脸谱、人物动物、实用玩具(带温度计或者卷笔刀之类)等,这些作品小巧玲珑,人见人爱,价格使宜,是访亲问友的最好礼品。
惠山的主要街道——横街和直衔有许多泥人店,成为远近闻名的“泥人一条街”,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旅游参观团和游客。惠山泥塑除供应当地旅游市场外,还出口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