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温州鱼饼早在汉朝时期就有了制作的记载,而到了民国十年(1921)就已很出名。当时,永强沙村人周阿实专卖鱼饼。主要原料是豆腐、山粉、鱼肉,打成长条,放在蒸笼里蒸熟,而后再放在油锅里去炸,人们称他为、“鱼饼实”。现在鱼饼制作法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做时先刮取黄鱼、带鱼等少刺多肉的鱼肉剁成肉泥,加入酒料,拌人豆腐、菜泥、葱、姜等和番薯粉揉成粉团,然后作饼形,或上蒸笼,或下油锅炸至焦黄再入锅炖熟,可即食,也可以切成片块煮,或切丝加佐料翻炒。味道鲜美,即可以享受鱼肉的鲜美,又省去剔骨的麻烦,尤其适合老人和孩子食用。如今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引进新鲜工艺和设备,采用机械采肉、漂洗、脱水同时进行的技术,生产除了更具营养、细腻、弹性和光泽的现代鱼饼。大大提高了附加值、延长了保质期,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我市鱼饼也彻底改变了“深藏闺阁无人识”的局面阔步走向了国际。
目前温州各县市均有鱼饼加工企业,其中瑞安、苍南较为集中且上规模。其中苍南榜峰水产品加工厂所生产的“汤记码头”牌鱼饼曾获得2004年浙江省农博会金奖。
温州茭白在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下生长,以其嫩、白、细、净、味好为特点,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信誉,在正常情况下特别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市场销售价格比一般产品价格要高,且好销,全市各县(市、区)年产茭白1800多吨。
现代医学认为,经常食用茭白可预防高血压,防止动脉硬化,特别是对患有肝硬化,尿毒症,肾疑难病者均有一定的疗效,中医学认为有利尿、消渴、解毒之功效。日本科学家最近研究发现,茭白具有增白、保湿等美容功效。
在双涧镇沿涡河的丁土楼一带,盛产一种大个西瓜,大的约有五十斤左右,人们叫它“笨”西瓜。
“笨”西瓜不仅个头大,而且是甜沙瓤,细分起来,还有如下不同品种:第一种是三异瓜,白皮、红瓤、黑籽;第二种是柳叶青皮瓜或核桃皮瓜,黄瓤、红籽;第三种为三白瓜,白皮、白瓤、白籽。
这种“笨”西瓜,最适宜沙质土壤和两合土种植,粘土稍次。瓜种为瓜农们自选、自存。点种时,把瓜籽头朝下尾朝上种下,出苗以后,匀苗定苗、培土断头,留鸡爪形的蔓,追肥,压秧、防治病虫害。最重要的是要施足底肥,以饼肥为主,沤透发酵,与土杂肥一起上到地里,长出的瓜甜美无比。
据考,西瓜在我国已有一千余年历史,五代时,胡峤居契丹,始食西瓜,西瓜具有丰富的营养和很多的药用功效。吴朝《日用本草》载;西瓜为葫芦科植物,瓜瓤甘、寒,入心、胃、膀胱经;清热解暑,止渴利尿;含瓜胺酸、呲唑丙酸、甜菜碱、维生素C及多种挥发性成份,具有降压作用。
红娘的果实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与维生素A、B、C。现代科学研究还发现其果实中含有苦瓜甙与多种氨基酸,为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成份。
红娘药用价值很高,溢肝润脾肾,清热解毒,清心明目,益气壮阳之功效。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其具有抗癌.抗艾滋病,防治糖尿病的药用功效;在温州民间,还可以治疗牙周炎.咽喉炎等病。
红娘酒不仅保持了其有效成份,且更易被人体吸收,是传统的酿酒技术与中医理论结合的结晶。
蒙古族的银饰品与其他民族一样,种类繁多,款式丰富,有着各自的图案形态和种类,在蒙古族佩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装饰作用,它天成一韵,构成了蒙古族银饰品朴素美观、繁复实用的民族民情,从纯真的纹样中,可以诠释和解读蒙古族佩饰的特点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意韵和部落习俗,从中体察蒙古民族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感。
蒙古民族酷爱装饰,银饰品也就成了他们美化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高原,还是牧场,蒙古族群众佩戴银饰品都非常普遍,由于同一族属但部落不同,银饰品的种类、造型、图案和佩戴方式也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和讲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其成为蒙古族佩饰中的亮点。一件小小的头簪、发钗、挂件常常就是一件信物,承载着人生美好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对金银饰品的使用历史,在考古挖掘的匈奴墓中,就曾经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银饰品。唐代是银饰品制作的繁盛期,品类多,分布也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长达数年的纷争状况,加之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蒙古地区日益成为金银的集散地,这为蒙古族银饰品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了元代后期,银饰品的制作逐渐商品化,从前只有富裕人家使用的银饰品,在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起来。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银饰品无论从内容图案,还是技术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银饰品的主题也逐渐增多,有花鸟鱼虫以及各种纹饰图案,还有诗情画意的词句,铸、刻、雕、焊技术等工艺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设计新颖,造型美观,每件银饰品上都有吉祥寓意,堪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进入明代,银饰品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官办的铸造局外,民间的银楼、银作坊也能制作和设计很多的银饰品。特别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银饰品的使用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不论贫富贵贱,女人戴银头饰、银首饰,男人腰垂银挂件已成时尚。蒙古族的银饰品,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图案和纹样。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唱时多用三弦或琵琶伴奏,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击节拢神的情形。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早期演出多为一个男艺人弹拨三弦“单档”说唱,后来出现了两个人搭档的“双档”和三人搭档的“三个档”表演。
苏州弹词的艺术传统非常深厚,技艺十分发达。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在审美追求上,苏州弹词讲求“理、味、趣、细、技”。“理者,贯通也。味者,耐思也。趣者,解颐也。细者,典雅也。技者,工夫也”。
苏州弹词的节目以长篇为主,传统的代表性节目有《三笑》、《倭袍传》、《描金凤》、《白蛇传》、《玉蜻蜓》、《珍珠塔》等几十部。早期的著名艺人有清代的王周士、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陆瑞廷、姚豫章、马如飞、赵湘舟和王石泉等。清末民初出现了大批女演员。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广播电台的兴起,苏州弹词进入鼎盛期,节目丰富,流派纷呈,以演唱的音乐风格区分,就有“沈(俭安)调”、“薛(筱卿)调”、“魏(钰卿)调”、“夏(荷生)调”、“周(玉泉)调”、“徐(云志)调”、“蒋(月泉)调”等十多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弹词艺术经过艺人们自觉的整旧创新,艺术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新节目不断涌现,长篇有《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李闯王》、《青春之歌》、《苦菜花》、《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红色的种子》、《江南红》、《夺印》、《李双双》等,中篇和常独立演出的“选回”有《老地保》、《厅堂夺子》、《玄都求雨》、《花厅评理》、《怒碰粮船》、《庵堂认母》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芦苇青青》、《新琵琶行》、《白衣血冤》、《大脚皇后》等。
然20世纪末期以来,苏州弹词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亟待抢救和扶持。